《我们季候的诗歌：史蒂文斯诗文集》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著 陈东飚 张枣 译 陈东东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一贯以来，华莱士·史蒂文斯在海内都有许多读者，包括许多当代墨客，都非常热爱这位美国墨客。对他诗歌的翻译一贯没有停滞，曾有人统计过，他的诗歌《坛子轶事》，已经存在12个译本，未来恐怕还会有更多的译本涌现。这本《我们季候的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史蒂文斯诗作的空想译本。
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我们时期两位主要的汉语墨客和一位精彩的翻译家携手互助的——墨客张枣已经离世十二年，他生前的译诗不多，听说史蒂文斯就占了他译诗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是他比较存心也用力去翻译的一位墨客，而且是在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译诗集。墨客陈东东与张枣之间维系数十年的交情，他与陈东飚的默契，所有这些都授予了这本书一种特殊的意义，一个温暖的影象。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东飚就涉及史蒂文斯的翻译，从《最高虚构条记》到《坛子轶事》《史蒂文斯诗全集》以及这两年又对《我们季候的诗歌》的重新修订，可以说陈东飚与史蒂文斯打了几十年交道，他非常理解史蒂文斯。在翻译方面，张枣与陈东飚两人的译诗不雅观念不太一样，这本书中能感想熏染到张枣的个人美学不雅观念和陈东飚一向的翻译理念碰撞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史蒂文斯。
本书的书名，用的是史蒂文斯一首诗的题目——《我们季候的诗歌》，故意思的是，它也是一度在英美学界引起辩论的一个话题。听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学界就“Whose Era”发起论争，休·肯纳（Hugh Kenner）认为20世纪英美文学属于“庞德时期”，布鲁姆就反对说应是“史蒂文斯时期”，情由正是史蒂文斯所写既符合“我们景象的须要”又恰切地再现了“我们的景象”。（引自李海英《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研究》）布鲁姆的这个说法恰好与我想谈的一个关于想象力的话题有点关系。我想结合一下诗歌《坛子轶事》（陈东飚译）来轻微谈一下这首诗。
我把一个坛子置于田纳西，
它是圆的，在一座山上。
它使得零乱的荒野
环抱那山。
荒野向它涌起，
又摊伏于四围，不再荒野。
坛子在地面上是圆的
高大，如空气中一个门户。
它统治每一处。
坛子灰而赤裸。
它未曾开释飞鸟或树丛，
不像田纳西别的事物。
史蒂文斯在《徐缓篇》里多次提到想象力。他提到两个命题：“1、上帝即想象。2、被想象之物即想象者”，然后推导出想象者是上帝。他也说过，“人即想象力，想象力即人”——实在，他还想说，人即上帝。人即上帝即想象力。反之亦然。在史蒂文斯的诗绪中，他把想象力的地位放到最高处，就像被放置在田纳西山上的那只坛子。《坛子轶事》首先是关于想象力、关于虚构的诗，也可以说，便是关于诗的诗。布鲁姆说史蒂文斯的写作恰切地再现了“我们的景象”，这个景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在一个墨客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期，他所身处的景象？他要如何把握这个景象，特殊是一个人的写作跨度是半个世纪，如何在写作的最初就写下几十年后依然有效的诗篇？答案无疑是想象力。正像上帝是一种想象物的同时它也是想象者本身。以坛子作为象征的诗歌，它统领着一个墨客的身心，它被放置在最高的位置上然而并无实际的用场，它未曾开释飞鸟或树丛——《徐缓篇》里，史蒂文斯做出更详细的解释“一首诗未必开释一种意义，正如世上大多数事物并不开释意义”——但借由想象，它“再现了我们的景象”“使得缭乱的荒野环抱那山”——作为墨客，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能再现我们所身处的景象，它取决于我们的想象，也经由我们的想象实现它自身。
（原题《放置在最高处的想象力》）
（作者：梁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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