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在几代考古学家的艰巨努力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造诣，个中一个主要贡献，便是让我们逐渐看清了早在史前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多支一体有中央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成为夏商周王国以至我们当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本。从距今八千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抽芽，距今六千年旁边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到距今五千多年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距今四千年往后早期中国文明走向成熟，长达数千年的韶光里，早期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熬炼出了有别于天下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早期中国及其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中国是天下上最广大的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早在距今一万年旁边，中国南方和北方就分别发展出了天下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农业，距今八千多年往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基本形成。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基本不雅观念，并在此根本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
中国始终秉持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不雅观，这可能是由于弘大的中国农业社会对大自然的特殊敬畏，或者是中国人因农时之需对天文历法的格外重视。这种整体性的宇宙不雅观，本身就包含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距今八千年旁边，在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较大的成年男性墓葬中，就随葬骨规形器、骨律管（骨笛）等被认为可能用于不雅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中国天文学已初步产生。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龟甲上刻有字符，当与用龟占卜和八卦象数有关。龟背甲圆圜而腹甲方平，或许“天圆地方”的宇宙不雅观已有雏形。在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精美白陶上涌现了最早的八角星纹图案，可能表达了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的空间不雅观念；还有太阳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以及天梯纹等图案，结合遗址“排架式梯状建筑”的存在，展现出浓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气氛。在辽宁阜新查海及附近遗址，也创造了石头摆塑的长龙和獠牙兽面龙纹形象。大体同期间，在浙江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遗址，创造了彩绘或刻划在陶器、骨器等上面的六个一组的阴阳爻卦画、数字卦象符号，和周易、八卦符号很像，与贾湖的龟占数卜当有密切联系。距今七千年往后，八角星纹、獠牙兽面纹图案在中国大部地区盛行开来，表明“天圆地方”的宇宙不雅观及其敬天不雅观念得以大范围扩展传承，比如五千多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的“洛书玉版”和兽翅玉鹰，在它们的中心部位都雕刻有八角星纹图案。其余，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创造距今六千多年的蚌塑“龙虎”墓，被认为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来源期提前了数千年。在辽宁凌源和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创造距今五千多年的由三重石圈构成的祭天“圜丘”或“天坛”，外圈直径恰好是内圈直径的两倍，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备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期间最完全的盖天宇宙论图解”。
“天圆地方”的宇宙不雅观，以及与此干系的不雅观象授时、天文历法、象数龟占、阴阳八卦、通天敬天等，是一种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不雅观，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宇宙不雅观，是一种将原始宗教和数字理性结合起来的思维办法，在后世则被归纳为“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宇宙不雅观的支配下，我们的先人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发展到《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应时而为的天下不雅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石，引领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人崇拜 以人为本
农业生产须要一群人在一片地皮上长期耕耘经营、繁衍生息，随意马虎产生以共同先人为纽带的延续性很强的血缘社会。早期中国作为天下上体量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形成先人崇拜、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史前墓葬强调“入土为安”，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表示出对去世者特殊的关爱和敬仰，该当也是现实社会中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表示，最早在裴李岗文化中就有表示。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许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居住区附近都有公共墓地，该当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表示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死活相依的支属关系，将《周礼》记载的“族葬”“族宅兆”习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同一墓地分区或者分群，排列整洁，该当是现实社会中存在家庭、家族、氏族平分歧层级社会组织，以及长幼男女秩序的反响。随葬较多分外物品的大墓多为成年男性，解释一些宗族领袖的地位已经比较突出。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可见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影象和坚守，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皮上长期耕种生活供应了正当情由和“合法性”。裴李岗文化等的土葬、族葬习俗，在同期间的天下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和西亚等地同期间常见居室葬、天葬、火葬，盛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灵魂净化的葬俗形成光鲜对照。
裴李岗时期形成的族葬、先人崇拜和历史影象传统，延续至新石器时期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始终是分区分群，排列有序。族葬习俗和先人崇拜传承至夏商周三代以至于秦汉往后，就成为宗法制度、墓葬制度的源头，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族社会的根本。因此，先人的谱系在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霸占核心位置。不管后来社会若何重组，政权如何变革，这种基于先人崇拜的“根文化”依然长久延续。
裴李岗时期的亲情人伦不雅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不雅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周人有强烈的定命不雅观，武王伐纣的情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于天”，周民气中是否受天眷顾的条件，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屈服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追求秩序 稳定执中
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须要超永劫光的定居，须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秩序以保持稳定，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追求稳定秩序的另一表现，便是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主体活动范围一贯变革不大，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展的征象。“不为也，非不能也”。
早期中国文化是天下上最为稳定、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期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陶器是一种简便实用而又随意马虎破碎的器物，中国两万年前就发明了天下上最早的陶器，后来则成为天下上范围最大的陶器盛行区，缘故原由就在于早期中国的农业根本和稳定社会生活。距今五千多年往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互换，只是将羊、牛、小麦等家畜和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并未改变早期中国以稻作和粟作农业为主体的基本生业格局，喂养的家畜也紧张是依托于农业经济的猪。距今四千多年欧亚草原以马拉战车为特色的畜牧文化的扩展，对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一条畜牧文化带，但这条文化带的人群构成、文化成分紧张源于中国本土，从未因此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色，一贯延续到秦汉往后。
中国最早的斧、锛、凿等石器，紧张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国最紧张的居住办法。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音长汗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有表面环绕壕沟的村落，里面的屋子排列整洁，中心一样平常有大房屋。这和同期间西亚等地比较随意的聚落布局有明显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也都创造了环壕村落，比如姜寨环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举行敬拜等公共活动的场所，险些所有屋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心广场，周边还有公共的制陶场所、公共墓地，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旁边的巩义双槐树遗址，乃至有三重大型环壕，中心为大片高档级建筑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五千年往后则遍见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地，这些古城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御敌或者防水，还有区分内外、强调“中央”、掩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功能。如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峁古城，都因此规模伟大的“宫城”为中央，小而规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则有中轴大道的创造。中原地区的城址最为方正规矩，这既有平原地区地理特点的缘故原由，也与其更加追求社会秩序有关。此外，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洁，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形相通。
距今八千年旁边兴隆洼文化的房屋，基本都是中心有火塘的方形或者长方形房屋，有的火塘后面还有石雕神像，在追求建筑空间规整对称的同时，同样存在“中央”不雅观念，这种不雅观念也贯穿全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期间。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中部靠前有神圣大火塘，以四根对称的大柱子支撑。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最大的建筑，则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内外有别、东西两厢旁边对称、左中右三门主次分明这些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的基本特色。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前厅后堂式宗庙宫殿建筑，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宗庙宫殿建筑群，布局也都是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夏商周期间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宗庙宫殿建筑，更是规整庄严、秩序井然，尤其陕西岐山凤雏的“四合院”式西周宗庙建筑，堪称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西周统治者崇尚秩序、稳定执中的集中表示。
早期中国坚持社会秩序的制度性表示，紧张为具有自律属性的“礼”，而非外力强加的“法”。“器以藏礼”，礼制的详细表现便是器用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礼制的特点是柔性自律、朴实节制和刚性规矩、等级差别的结合，是“执中”或“中庸”之道。从考古来看，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大墓规模伟大，随葬品很少且成对涌现，既表示出墓主人的不同地位，也很节制，反响当时在中原地区已经涌现了墓葬制度或者礼制的抽芽。黄河下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墓棺椁成套，随葬品有一定规制，已经有了初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至西周期间则发展为成熟的棺椁制度和用鼎制度。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器，首先涌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四千年往后的夏代晚期在二里头遗址涌现铜鼎，在周代不同级别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等礼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
有容乃大 和谐共存
以农为本的早期中国文化崇尚秩序、与人为善、爱好和平，“为而不争”。但早期中国地理空间广大，自然环境繁芜，有着稻作和旱作两大农业体系，每个体系内部的文化多种多样。要坚持大范围永劫光的稳定，必须互相交融、彼此原谅，因此随意马虎形成有容乃大、和谐共存的文化基因。
距今一万年旁边的新石器时期早期，根据陶器形态等的不同，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后来各文化区不断互动交融，至距今八千多年的时候已经减少到四大文化区，而且这些文化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彼此有了较多联系和共性，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抽芽。距今六千年往后中国大部地区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的文化圈，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这个超级文化圈里面的诸文化各有特色，却又具有共性、合成一体，并且以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为中央，就像一朵由花心和多重花瓣组成的史前中国之花，一贯盛开到夏商周乃至秦汉往后。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便是各地区公民密切交往、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是多支系一体化的文化中国坚持秩序、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窍门之一。
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繁芜化，自然避免不了冲突和战役。新石器时期至少有三个期间有过较大规模的战役，表现在箭镞、石钺、石矛等武器的增多，城垣、瓮城、马面、壕沟等防御举动步伐的改进，以及乱葬坑的增多等方面。个中距今五千年和四千年前后的战役，都与景象干冷有关，当时北方地区资源锐减，农业困难，磨难频繁，总体的趋势是北方人群南下，引发战役连锁反应，可结果非但没有造成早期中国的崩溃，反而迅速强化了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刺激了中国大部地区先后进入原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会。尤其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的战役背景下，黄河中游先后涌现陶寺、石峁、二里头等数百万平方米的大都会，搜集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风格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经整合和“中国化”之后，再次反馈影响到周边地区。比如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的玉牙璋以及爵、斝等礼器，一度北至西辽河流域，东、南到沿海，西达甘青和四川盆地。再比如欧亚草原紧张用以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在夏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则被铸造成象征宗庙社稷和社会秩序的铜鼎，并在商周期间广见于各个地方中央。
距今三千年旁边长城沿线涌现的以青铜兵器和工具为特色的畜牧文化，和中原等地的农业文化形成既对立又交融的关系，进一步磨炼着早期中国保持不懈的品质，早期中国得以发展和成熟。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的根本，在于保卫家园、延续基业、传承文明。
勤恳坚毅 发奋图强
农人是天下上最勤恳坚毅的人群，他们开垦、栽种、管理田间、收割、打碾、加工粮食，喂养家畜家禽，做各种家庭手工业，除了节日敬拜、婚丧嫁娶，险些没有空闲的时候，一贯辛劳劳作。早期中国有着天下上最大的农业区、最多的农人，形成了勤恳坚毅和发奋图强的文化基因。
中国的水稻栽培一万多年前涌现于长江中下贱地区，距今九千年往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贱地区，距今六千年往后已经向华南、台湾乃至更远的地方扩散，距今四千多年往后扩展到四川盆地。中国的黍粟栽培一万多年前涌现于华北地区，距今八千多年往后扩散到黄河中下贱、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五千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四千多年已经到达新疆地区。史前农业在开拓发展过程中，须要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景象和土壤环境，须要战胜无数的困难险阻。
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水源丰沛，但阵势低平，洪涝磨难频发，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长江中下贱地区大规模建城筑坝，防水治水，劳动强度很大，更不用说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所须要的勤恳和耐心。黄土高原虽然土层深厚，但一年中大部分韶光比较干旱，降雨紧张集中在夏季，而且自然磨难频繁，以是北方农人必须习气于忍受干旱带来的生活艰辛，面朝黄土背朝天，捉住机遇应时播种、及时收割。作为中华文明直根系的仰韶文化，便是黄土高原的产儿，仰韶文化超过本日的八九个省份，前后延续两千多年，集中表示了史前华北先民保持不懈、始终如一的精神。中国农业的发展史，便是中华民族勤恳坚毅、发奋图强的奋斗史。（作者：韩建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公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