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岗演习仅15天,17岁的职高学生余超从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宿舍楼6楼跳下,送医抢救无效去世亡。
在向同学理解余超经历的这15天“演习”后,余超父亲无法接管“自尽”的结论。
他将乞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演习中,工厂造孽用工,强制劳动,终极将儿子推向了去世亡。

这是近一年引发关注的第二起职校学生演习期间自尽事宜。
去年11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名16岁的电气工程系学生,经学校安排在江苏省昆山市的恒源精密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演习时,坠楼身亡,警方奉告父母,疑因“有生理问题自尽”。
但媒体调查创造,这次演习涌现逼迫加班、演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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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
拍照/本刊 杨智杰

北京教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认为,顶岗演习是构成职业教诲人才培养操持的主要一环,这个模式理论上非常合理,但是在实践中“企冷校热”,仍存在违规演习乱象。
个中,企业得到了廉价的学生工,节省了劳动力本钱,劳务中介挣到了钱,学校完成了顶岗演习的任务,同时拿到了“人头费”。
在这个利益构造中,企业、学校、中介形成同谋,唯独大多数学生的合法权柄缺少保障。

7月初,教诲部职业教诲与成人教诲司派员进驻余超所在的汉江科技学校进行调查。
一个又一个少年在“演习”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提速中的职业教诲最薄弱的环节敲响了警钟。

每天夜班的演习

演习的关照是溘然下达的,针对的是湖北省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打算机专业二年级学生。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次演习都并非预期之内的安排。
一位该校的学生见告《中国新闻周刊》,5月中下旬,打算机专业的学生溘然接到学校关照要去深圳演习。
6月1日,校方在家长群也正式发布关照。
6月10日,90多名打算机专业的高二学生,乘坐大巴离开丹江口,11日凌晨到达深圳,开始在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演习。

余超是90多逻辑学生之一。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他刚到深圳时的心情,但他很快感想熏染到了不适。
余超父亲的公开乞助信写道,演习内容跟打算机专业不对口,在演习期间的事情是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相称于5块砖,一天搬十几个小时,不许可请假、不许可旷工”。
而且,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上夜班。
据媒体宣布,工厂供应的打卡记录显示,从6月13日到24日,余超的事情韶光为晚上7时到早上7时。
他曾在与父亲的电话中抱怨,上班太累了,每天夜班十几个小时,中午睡着了吃不了午饭,常常胃痛。
“拉长还故意针对他,请假后也跟学校说余超没有请假。

余超的工牌。

前述同学从19级打算机班的学生获知,余超的性情比较爽朗,不是“默不吭声”的人,“终极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一定独自承受了很多,来自工厂组长、学校班主任、个人以及他爸爸的压力和刺激。

承受其实习压力的不仅仅是去深圳的这90多逻辑学生。
在打算机班前往深圳演习的同时,6月10日,汉江科技学校数控等专业的学生,去了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演习。
一位参与演习的学生见告《中国新闻周刊》,去武汉的学生有100多人,原定演习4个月。
演习专业同样不对口,他在企业先培训了四五天,事情是穿防尘服,在生产线上等机器把手机屏幕、液晶电视屏等中小型液晶屏幕切下来,把边角料拨开,查看是否有划痕。

他们同样必须上夜班,晚上8时到早上7时半,有45分钟旁边的安歇韶光。
“去之前,学校说演习是两班倒。
但我们6月10日过去,一贯到7月1日,都一贯没有倒班。
原来说上七天,就有一天假期,也一贯都没有放假。
”这逻辑学生说。
后来,老师找工厂人力部门折衷,7月1日上完夜班后,同学们安歇了两天。
直到7月7日,余超自尽的事宜引发媒体与社会关注,在武汉演习的100多名同学才被送回丹江口。

教诲部等五部门制订的《职业学校学生演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提到,职校学生演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附近;除干系专业和演习岗位有分外哀求,学生跟岗和顶岗演习期间,演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汉江科技学校组织的这次演习,已有多处明显违规。

但这些乱象屡禁不止。
近半年,公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响“中等职业学校演习不对口”的留言有十多条,涉及江西、江苏、四川、河南等地一些职业学校,安排演习专业不对口、向学生收取用度、长期排夜班等情形。
今年5月尾,教诲部提醒,演习实训违规收费、演习期间学生受到侵害、学生合法权柄保障不力等问题在河南、湖北、海南等部分地方和职业院校仍旧存在。

深圳市兴业劳务叮嘱消磨有限公司与余超签订的劳动条约。

一位长期关注校企互助的学者先容,职业教诲的演习实训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校本身的办学水平。
“目前出问题的,多是一些办学质量不好的学校。
这些学校大多存在根本举动步伐差、演习实训老师配备不敷等情形,没办法选择到比较好的企业互助,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些企业也无法真正从人才培养、双方共赢的角度进行校企互助,而是把学生作为了廉价劳动力。
”他表示,国家在制度上有明确规定,但一些地方在实行和监管层面涌现了问题。

在高卫东看来,职业学校对保障学生权柄有很大任务,但在校企互助中,学校是弱势的一方。
他阐明,职业学校为了完成学生顶岗演习的任务,更多是有求于企业,很多职业学校缺少与企业会谈的话语权。
“演习对学校是刚需,但学校处于弱势,很难哀求企业按照自己的需求安排演习,企业假如不同意,就不互助了。
”高卫东指出,为了完成演习、让学生顺利毕业,一些学校可能会放低条件,要么忽略学生权柄,要么降落了教诲部哀求的标准。

欠发达城市的职校困境

7月17日,余超坠亡22天后,汉江科技学校已放暑假,大门紧闭,门卫严查外来职员的身份,不准陌生人进校。
一位该校学生透露,7月初,校方将在深圳演习的学生们接了回来,大部分在分校隔离了7天。
其间,班主任给全班换了手机号,到9月份开学后,才会把手机号还给学生,并叮嘱大家,不要在网上随意评论辩论此事。

《中国新闻周刊》就余超坠楼事宜的调查进展联系丹江口市市委宣扬部、教诲局、汉江科技学校校长饶克均。
教诲局分管局长以生病请假为由,谢绝了采访,汉江科技学校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向教诲部职成司发函讯问调查进展,截至发稿,未收到回答。

这并非汉江科技学校第一次在集体演习期间涌现事件。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3月,汉江科技学校安排高三一批学生前往广东某工厂演习,但到达当地后,学校将学生交由深圳市杰源人力资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何某先被该劳务公司派往一家汽车电器厂演习,1个月后,在未奉告何某家长知情或赞许的情形下,又将何某安排到东莞市大岭山镇东莞领丰电子有限公司(演习)上班。
何某在该工厂从事体力劳动,逐日事情韶光长达12~13小时。
演习6天后,何某在去车间上班途中在寝室楼房窗口意外坠落到一楼去世亡。

(资料图片)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外景。

法院终极讯断,被告汉江科技学校在何某演习期间确实存在管理罅漏,未安排学校老师陪同,亦未及时奉告学生家长演习地点的变更,对何某意外身亡的发生应该承担次要任务。

汉江科技学校也叫做丹江口第四中学,当地人习气称之为“四中”。
2017年,原湖北省丹江口职业技能学校、十堰市医学科技学校、丹江口工业技工学校、原汉江科技学校、丹江口市农机化培训管理做事中央、武当武术学校6所学校整合成如今的规模,是丹江口市公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据宣布,2017年,该校秋季招生打破1000人,超过以前六所学校招生人数的总和。

新汉江科技学校合并时,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汉江科技学校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方法,帮助学校提高生源数量,在积极向省政府争取资金的同时,安排专项资金,使学校的软硬件举动步伐得到较大改进。
汉江科技学校校长饶克均曾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力争在三到五年的韶光之内,将汉江科技学校办成一个社会信赖、家长依赖、学生都神往的一个学校。

但一位丹江口市委事情职员坦言,在当地人看来,中职的地位远不如普通高中,她对汉江科技学校的名字十分陌生,几次无法准确说出学校的全称。
多位该校学生在交谈中透露,大家都是由于成绩差,考不上高中,才到了四中。

王帅是汉江科技学校2021届毕业生,初中毕业时,老师见告他,升学只有两个选择——汉江科技学校和十堰科技学校(当地人习气称之为“农校”,十堰市公办中职)。
王帅选择了汉江科技学校,这里有一些他认识的朋友。
比较之下,农校的口碑更差,斗殴打斗的学生很多。
汉江科技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但整体学习氛围并未提升多少。
王帅记得,刚入学时,老师也曾努力负责讲课,但同学们上课吵闹将老师气走。
后来,有的老师也不管,干脆坐在讲台上看起书来。

生源综合本色不齐、学校教诲质量不高,进一步加深了学校在校企互助上的弱势地位。
李牧是广西一所地级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他先容,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办学条件有限,设备缺少且掉队,师资力量薄弱,生源根本较差,学生技能水平不高。
纵然企业特殊是大型企业乐意与学校互助,也每每会找高职院校或与发达地区的院校互助。
“鄙视链”之下,这类学校紧张通过广撒网,联系能演习的企业,学校在与企业谈演习互助时也常常“热脸贴冷屁股”。

招生时专业不平衡,也为后续的校企互助带来麻烦。
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9865所,在校生1628.14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985所,在校生224.37万人。
目前国家对公办职业院校采取生均拨款制度,而民办院校要靠招生赢利。
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对职业院校而言,只有招到学生才有“活路”。
李牧先容,他所在学校,农林类专业就业很好,但招生时,每每一年只能招半个班。
而汽修专业,学校原定招3个班,但报考人数太多,末了变成了13个班;电子商务专业原定两个班,末了成了6个班,造成某些专业恶性扩展。
如果企业这类岗位不多,但学校这边有两三百个学生,企业的容纳能力有限,演习专业不对口就一定会涌现。

专业不对口,进而增加了学校对演习学生的管理难度。
李牧先容,“专业不对口,学生演习就没有积极性,比如上班不按时、不遵守岗位纪律,有的学生还会偷跑出去。
面对老师批评,学生会回嘴,这不是我的专业。

衰落的家当土壤

“学生演习紧张是在校外,不少是在异地,风险隐患点多、事情链条长、管理难度大。
”教诲部职业技能教诲中央研究所干系卖力人近期在接管《中国教诲报》采访时指出。

汉江科技学校公告显示,该校在深圳市比克工业区、比亚迪坪山奇迹部、惠州市华阳工业区和瑞智工业区拥有四个实验实训基地。
这次学校组织学生的顶岗演习,也选择的是广东和武汉的电子企业。

异地演习,对一些中西部职校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
丹江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角,鄂豫两省交界,是十堰市下辖的县级市。
十堰市因车而建,是有名的“汽车城”,东风公司搬到武汉前,十堰市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有200多家,汽车工业资产445亿元,从业职员17万,个中12.4万人是东风公司职工。
东风公司的家当链也辐射到了丹江口。
2003年,汽配家当已是丹江口的支柱家当,总产值2.8亿元。
2006年,东风汽车将总部搬往武汉市。
目前,汽配家当仍是当地的支柱家当,当地媒体宣布,汽车零部件家当升级,已成为湖北省主要的汽车零部件家当基地。

(资料图片)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演习结束后准备返校的学生。
图/视觉中国

2017年,汉江科技学校整合时,提出了依托丹江口本地紧张的汽车、旅游、教诲等家当发展设置专业,为地方经济做事。
在汽车方面,设立了汽车运用维修、汽车制造、机器加工类专业。
但是,职业教诲并没有与当地家当形成良好的互动。

从前间,当地的职业教诲与企业曾有过密切互助。
张龙是丹江口市一家规模较大的汽配企业丹传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80年代他进入丹传做学徒,后来进入管理层,见证了当地家当的变迁。
1985年,丹传为东风公司配套生产汽车零部件,1986年加入东风汽车集团。
张龙记得,90年代以来,公司每年从十堰以及周围地区的大中专院校招收一线技工。
那时,中专毕业生很抢手,可以去东风汽车公司,或者到高下游的配套企业。
一些外地人也会到十堰上技校,由于能找到更好的事情。

那是中职院校的黄金期。
丹江口另一所中职院校十堰市科技学校官网先容,1996~1998年,该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了3000多人。
1997年底,学校的专业设置、在籍生规模、固定资产总值、房屋建筑面积、职工年薪收入等五个方面都要比过去翻了几番。
但1998年,职业教诲“大变天”,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随后高校扩招,当地中专招生规模严重下滑,职业教诲发展跌入低谷。

对职业教诲冲击更大的是,丹江口的工业根本正在被削弱。
一位当地的汽配企业卖力人见告《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丹江口工厂最多,达几百家。
但是由于建筑大坝,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改进库区以及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家当发展受到限定,只有环保企业才能留下,许多工厂都搬离丹江口。
2006年,位于十堰的东风汽车将总部搬往武汉市,对当地家当带来进一步冲击。
丹江口作为县级市,一度成为国家穷苦县,直到2019年才实现脱贫摘帽。

在张龙看来,这是一个别系性的问题,此前当地凭借家当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才,但东风公司搬走后,当时的盛况衰落。
近年来环球汽车家当持续放缓,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如今,当地职业教诲从规模到学生本色都不如十几二十年前。
“当时工厂多,职校很多老师都来自于企业,教的东西实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没有社会阅历。

家当走下坡路,职业教诲也陷入新的困境,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张龙坦言,当地企业很难跟学校有校企互助,汽配这类工业制造企业,利润很薄。
而校企互助,尤其是建立实验基地培养人才,须要企业承担更多本钱,但工厂想要创造更多效益,在这方面缺少动力。

“人头费”利益链缺少有效监管

张龙提到,一些职业院校宣扬上吹嘘,跟珠三角的工厂有互助,是校企联合单位,但实际上很多都勾留在纸面上,无法真正落地。

而更多的演习,是通过利益交流的办法实现。
汉江科技学校安排的深圳演习被质疑,校方通过中介机构从学生演习中抽取过高的“人头费”。
据媒体宣布,中介企业深圳市兴业劳务叮嘱消磨有限公司与学生签订协议,条约上的计时人为是2200元/月,而演习初期,学生们从老师那里得知的每小时人为14元,按每天事情11小时,一个月事情26天守旧打算,学生演习期的月薪应是4000多元。

教诲部《规定》明确,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演习。
但高卫东把稳到,除了在一些企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很多职业学校实际上不节制太多企业资源。
一些学校有难处,不得不违规组织演习,但从结果上,学校完成了顶岗演习的任务,也能得到一定利益。
这个褒奖机制的存在,进一步导致演习乱象长期存在。
但是他指出,也存在一部分学校便是为了利益诉求,将学生作为交易工具,挣钱拿回扣。

近日央广网也宣布,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强制学生到指定工厂演习,涉嫌从中赚取“人头费”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已派出事情组赶赴盐城调查。

冯程是东莞一家劳务叮嘱消磨公司的卖力人,多次接到校企互助的项目,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阐明,国家禁止职业学校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演习,但现实中,企业要给学生发人为,公办职业学校不能开拓票,中介机构就会参与进来。
比较之下,冯程打仗的民办职校多看重利益,看重学生人为的抽成,而公办中职院校大多会按国家规定,更重视演习的事情环境、安全以及学生的演习反馈。

近些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频繁涌现“用工荒”,企业对工人需求缺口大。
此外,工厂多是订单制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
冯程举例,一家当地的龙头企业,接到一个大订单时会须要上万名叮嘱消磨工人。
对付企业来说,在“抢人大战”中,用工本钱太高,须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来降落本钱。
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会通过劳务叮嘱消磨、劳务外包、劳务挂靠等形式,找中专学生顶岗演习。
这些企业触达各行各业,特殊是工厂给得起价,岗位足够多,包吃住,事情环境相对封闭安全,成了主力。
他做事的校企合作甚至存在一定的地域规律——甘肃的学校更喜好与长三角的企业互助,由于到珠三角景象受不了。
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的院校更多会选择珠三角。
湖北、河南等地的院校,哪边给的薪资更高就去哪里。

“公司紧张节省的本钱是社保的用度,企业不用给演习生缴纳社保,只需购买商业保险,但开支会少很多。
”冯程认为,假如公办学校(从每个学生的时薪中)拿走十几块钱,“那这个学校便是想挣钱想疯了,这属于少见的个案”。

在高卫东看来,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赢利,不会管演习专业是否对口、是否符合教诲部的演习规定,只要企业乐意吸收,就把学生派过去赚取中介费。

“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如果一些中介特殊看重校企互助的利润,就会涌现与学校联合赚取演习‘人头费’的情形。
目前国家整顿了一些,但打擦边球的情形仍习认为常。
”冯程补充说。

前述长期关注校企互助的学者认为,教诲部对演习实训有制度性规范,但只能管到学校,对院校选择若何的企业,企业参与进来后有哪些监管机制,缺少有约束性的标准,须要多部门协作、冲破目前的隔阂。
他提到,在德国,吸收职校演习的企业被称为“教诲性企业”,须要经由行业协会认定,有供演习实训的设备园地和师傅,企业培训的内容也有相应哀求。
这些企业一旦被认定为“教诲性企业”,政府在税收上会有优惠。
此外,学徒培养结束后,要经由行业认可的职业资格考试。
“但是目前在海内,校企互助尤其是在企业方,还没有建立起对企业的标准,即哪些企业可以参与到校企互助的范畴?参与进来后,有哪些监管机制能担保它供应与职业教诲相应的培训内容与条件?目前缺少监管机制和标准束缚。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余超、王帅、张龙、冯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