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人文清华讲坛”特殊节目《穿越韶光的间隔，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来到应县木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王南与“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小琴教授一同登上这座天下上现存最高大最繁芜最卓越的纯木构造建筑，同时磋商如何通过全面综合的技能手段修缮这座日益倾斜的木塔。
如何结合前辈的科学手段研究、保护与合理利用古建筑文化遗产，是非常紧迫而主要的课题。
演讲人：王南 主持人：张小琴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韶光：2020年6月
主讲人王南（右）与主持人张小琴在应县木塔现场互换。“人文清华讲坛”供应
王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故宫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中国艺术实验室协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著有《规矩周遭，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2018）、《北京古建筑》（高下册，2015）等学术专著。
张小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本场演讲策划人、主持人。
木构造建筑宝贝
山西应县木塔是天下上现存最高最繁芜最卓越的木构造建筑，从地面到塔刹顶点总高67.31米，相称于一座22层高的当代建筑。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再过36年就整整1000岁了。
它是一座八角五层的楼阁式木塔，一层是重檐，带有回廊一周，此后每一层都有屋檐和平坐（也便是阳台），最顶上是一个八角攒尖顶，顶着上部的塔刹。
应县木榙“人文清华讲坛”供应
木塔构造非常稳定，在900多年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次大地震。听说当年唐山大地震时，这里的烈度也有4级旁边，所有屋角的风铎大响一分钟，但木塔安全无事。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木塔遭受重创，曾经身中200多发炮弹（至今木塔身上还留有大量弹痕），也未被击倒，当时利用的炮弹可能威力有限，但也解释了木塔构造的坚固。
斗栱是中国古代木构造建筑中主要而富有特色的构造部件。应县木塔从下到上一共有54种斗栱，按照繁芜和大略的程度施于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功用，可谓是中国斗栱至高无上的作品。唐代的大明宫正殿称含元殿，当时的人为它写了一篇《含元殿赋》，里面有“云薄万栱”这样俏丽的句子——应县木塔的斗栱万万千万，绝对堪称“云薄万栱”。
应县木塔经历了那么多次地震没有倒，斗栱起到了主要浸染。斗栱把一个大构造构件变成很多小木块，相互之间又有榫卯联结在一起，地震时产生的力是一个水平方向的寸劲，一个很大的构件，或者一个很坚固的节点，可能一下就被地震摧毁，可是由于斗栱是很多小木块组成的，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缝隙，起到很好的缓冲浸染，用术语说它成为一种“阻尼装置”，地震的能量被它逐步地花费掉了。
应县木塔构造的最突出造诣在于它采取了“筒中筒”式构造，即由外柱一周和内柱一周形成外筒和内筒（北宋《营造法度模范》称作“外槽”和“内槽”），二者之间以斗栱和梁架相连，形成无比坚固的构造体系。当代摩天算夜楼也基本都是采取此种构造，并且以“内筒”作为交通核心，设置楼梯、电梯、机房等，“外筒”作为办公或居住空间。应县木塔与此相反，“内筒”作为各层供奉佛像的空间，“外筒”边缘设置楼梯，并且留有信众环抱礼佛的回廊，乃至还有一周平坐（阳台）可供不雅观景，设计独具匠心。由于上述富于聪慧的设计，应县木塔在中国古代佛塔历史上最精彩的贡献之一，便是它的“得房率”很高。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塔，比应县木塔还高两倍，可是它“得房率”很低，在应县木塔设置佛像的中心肠位，永宁寺塔是一根巨大的从上到下的刹柱，而为了稳定这根刹柱，还要在它阁下筑起巨大的夯土墩，相称于应县木塔内槽所有的面积在永宁寺塔里便是一个大土墩，然后沿着土墩的四面开龛造像，进到永宁寺塔的每一层，就像进了一个云冈石窟的“塔庙窟”（即中心为巨大塔柱，四周有回廊可供转塔的石窟）一样，只剩下很狭窄的空间可以转一圈了。而在应县木塔的标准层，中心八角形的内槽里供奉大量精美的塑像，外廊还有很宽敞的一周，光芒也很好，人们可以欣赏佛像。这是应县木塔比永宁寺塔大为进步的地方。
应县木塔周身有大量宝贵的题匾。个中，三层的金代“释迦塔”匾额是所有牌匾里最古老的，而且更主要的是，它把应县木塔正式的名称记录了下来，应县木塔的全名叫作“佛宫寺释迦塔”。木塔上有三块最主要的匾额，它是个中之一。此外，最顶层的“竣极神功”匾是明成祖朱棣题的，四层的“天下奇不雅观”匾是明武宗题的。
20世纪70年代维修这座木塔的时候，对木塔各层的大佛进行了仔细的考古事情，当时人们在四层的大佛内部创造很主要的文物。大佛是木骨泥塑，在个中间木骨架上有一个凹槽，里面摆着很多瑰宝。个中一件瑰宝是个银盒，本来也属于这里，却是在之前的1966年前后被人在三层塑像莲座旁创造的。专家推测，之以是那件银盒会单独涌如今三层，可能是有人当时盗了瑰宝，又暂时带不出去，就藏到三层去了。结果那个银盒却先被创造了，而与银盒同批的其他瑰宝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创造。佛肚里则有大量的佛经、画卷，这在中国古代叫作装藏。木塔的佛像实在是木骨泥塑，里面有木骨架，外头糊泥，然后彩塑。在外头糊泥之前要先把这些装藏都做好。
木塔二层的大佛也做了考古事情，出土了类似的佛经、瑰宝等。这些佛像里统共出土了一百多件辽代文物。个中，那个小银盒是所有文物中最宝贵的，里面创造了佛教的七珍以及佛牙舍利。
出土的辽代佛经也很宝贵，相称于补充了中国佛教史，乃至是印刷史上很大的空缺。有趣的是，许多出土的佛经来自北京地区，在辽代，应县这一带属于辽西京（大同）附近，北京当时则是辽南京，印刷业很发达，应县木塔佛肚子里藏的佛经，很多都是在北京印好然后装藏到这里的。
木塔为何歪斜
应县木塔的歪斜，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应县木塔面临的问题是，整体有一点倾斜，个中二层、三层的柱子自身还在内部倾斜，柱子发生歪斜最严重的地方是在二层。
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木塔的这些歪斜柱子上都有十字标靶，这是文物保护事情者定期对它们进行监测利用的。比如本日这个时段，用仪器测了这个标靶的空间位置，过一段韶光再来测一次，如果它的空间位置发生了位移，就能监测它发生形变的程度。
木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加固，从那时到现在一贯有小的维修加固。这些事情暂时可以担保木塔的安全，但不能从根本上办理问题。
加剧木塔倾斜有很多成分，比如木塔的自重非常大，然后风荷载、不可估量的地震、此前战役引发的毁坏等等，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还有一方面的主要影响是，木塔构造在历史上受到了本不应该有的人为毁坏。我们须要讲一讲木塔“暗层”的主要构造浸染，然后就知道它受到的毁坏是多么不应该，多么致命。
比如木塔的第二层，实际有1.5层的高度，“明层”上面还有一个完全的构造层，也便是“暗层”。实际上应县木塔一共包含5个明层和4个暗层，外不雅观看起来是5层，内部加上暗层实际共有9层。暗层（即构造层）和明层有很大的差别，明层只有垂直方向的柱子和水平方向的梁、枋、阑额等，可是暗层里有很多斜撑，斜撑过去的术语叫“斜戗”，它产生了很多三角形的构架，更加稳固，有点儿像现在大跨度建筑喜好利用的桁架构造，我们在很多仓库、机场都会见到这种构造形式，只不过当代一样平常是用钢架，而应县木塔中是木头的桁架构造。过去有很多人表示遗憾，认为中国古建筑只会用梁柱体系，不会用三角形构造，实在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匠人在盖楼阁、佛塔这种高技能的木构造建筑时是要用到三角形构造的，一样平常就藏在暗层里。
用当代的术语来说，暗层实在就像“圈梁”一样，把整座塔牢牢箍住了。原来应县木塔的每一个明层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构造，过去塔内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一扇门，别的现在看着是格子门的地方过去都是墙，墙内暗藏玄机，里面带有斜撑，表面糊上泥墙，虽然当时外不雅观没有现在玲珑剔透，可是构造非常稳固。
而在20世纪30年代，当地的乡绅们不知道木塔的这个构造事理，可能是出于想让木塔外不雅观更加玲珑剔透的欲望，于是竟然一层一层地把这些墙全部拆光了。
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20世纪初拍摄的应县木塔照片，呈现的是塔的原貌。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来测绘的时候还保留了一些明层的外墙，以是他知道原貌是什么样，他画立面图的时候也是那么画的。可是到了梁师长西席第二次来应县木塔补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创造，墙已经都被拆光了。对付木塔来说，这些墙实在是带有构造浸染的，里面的那些木骨架是尤其主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木塔二至五层，没有了外墙（内含斜撑），光芒充足，显得豁然开朗，然而实际上这因此毁坏这座塔的构造，让木塔发生危险为代价的。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是最早创造木塔歪斜并发出呼吁的人，不过，他的呼吁在很晚才被大家听到。他们测绘木塔是在1933年，后来又进行了一次补测，梁思成完成测绘报告大概是1935年，那时营造学社已经准备把这份报告和其他一些讲中国古塔的专论一起出一本书。可是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报告遗失落，梁思成一起颠沛流离，去了四川李庄，在那里连续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到清华创办建筑系，可是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见到这份报告。乃至到2001年，纪念梁师长西席诞辰一百周年出版《梁思玉成集》（九卷）时，也没有收录这份报告。又过了几年，在当年的文研所、现在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终于找到了这份报告的原件。
在这份失落而复得的报告《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中，我们看到，当年梁思成师长西席在绪论里有一段大声疾呼：“民国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恶运，邑绅们将各层灰墙及其内斜戗拆除，全数换安格子门，不惟各壁内原有的壁画全成尘土，而且直接影响到塔身之坚固上，若不及早规复，则将不堪设想了。”
木塔修复方案的谈论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专家参与了如何扶正应县木塔的谈论。比较盛行的有四种设想。
第一种是最传统的落架大修，由于中国木构造建筑就像搭积木或者搭乐高一样，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积木”拆了，哪些部件坏了就更换，重新装回来，这是传统的做法。比如晋祠的圣母殿就经由落架大修。
可是，这座木塔这么大，敢不敢拆？拆完了能不能装起来？这座木塔还有这么多的塑像、壁画，构件上还有那么多彩画，拆完了有可能都会遭受毁坏，以是虽然有人发起，但暂时没有展开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第二种是有人建议全身加固法，既然目前主要问题出在塔的二层、三层，那么就做一个巨大的八角形大钢架，从外槽也便是回廊的位置，从一层一贯穿到三层。四层、五层问题不大就不动了。
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加固木塔，也不用把构件换掉，保持了木塔的原貌，但是光装这个钢架就要毁坏好多构件，而且它自己肯定要受力，它的根本要往哪放？这个想法虽然很新颖，但真要履行也要动大脑筋，而且寻衅非常大。
第三种是折中一点的方法，叫抬升法。有人设想，能不能把三、四、五层加屋顶当作整体从下面顶住，或者从外头吊起来，把二层修睦往后，再让它们落回来。
这种方法想想也挺难。第一是能不能顶住上面的几层？第二是等到二层修睦了，能不能放回去？木塔构造之间各种关联错综繁芜，如果真要把它分开再合上，实在也面临巨大的寻衅。
第四种是相对守旧的，也便是好好调查目前二、三层失落稳的构件，对它们进行局部加固，然后等待将来更好的方案涌现。
以上是目前提出的几种紧张方案。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同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刘畅老师长年关注如何对木塔进行维修。他认为，目前的四个方案，实在都是关注对木塔最严重的构造问题如何进行处理，说得更直白一些，便是如何做“骨科”的活儿。但实际上木塔的保护不只是骨科的事，还须要皮肤科、肌肉科，乃至精神卫生科，用“各科会诊”的办法来进行。他认为，我们这代人的事情，便是要把保护木塔的干系研究进行拓展，核心的任务是如何把“三甲医院”的技能力量全部用在木塔上。
梁思成夫妇与木塔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最佳差错，过去测绘古建筑常常要爬梁上柱，林徽因巾帼不让男子，穿着旗袍就攀上斗栱和梁架，而且她很自满地说过，自己是第一个登上天坛祈年殿屋顶的女性。
应县木塔立面渲染图。来源：《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1933年这次测绘应县木塔，林徽原由于家庭的缘故原由，遗憾未能参加，梁思造诣每天写信把测绘的过程寄给她看。林徽因心血来潮，给梁思成他们的测绘事情来了一场“直播”——她把这些信加上自己的文章，揭橥在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
我乐意把这场《大公报》上的“直播”称作“木塔下的情书”。里面有些段落我特殊喜好。
在文章中，林徽因描述了梁思成来木塔之前就对它朝思暮想的那种觉得：“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付这塔的关心，险些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清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用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大概由于太严重的事怕措辞轻渎了。”
实在，那时候的梁思成师长西席连一张清楚的应县木塔照片都没见过，于是“他想了这么一个方法，写封信‘探投山西应县第一流摄影馆’，弄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相片”。由于他不知道谁是收件人，以是他就在信里说，请帮忙照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并且在里面放了一个银圆。
后来，那个摄影馆真的把照片寄来了，还不收钱，林徽因说“这摄影馆的索价也很新鲜，他们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作酬金，听说由于应县没有南纸店”。
梁思成还记录下了自己看到应县木塔的第一感想熏染，他写道：“本日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他的第一反应是林徽因假如在木塔这边就好了，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末了他总结说：“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期，和那时期里不有名的大建筑师，不有名的匠人。”
他们二人那种对古建筑的激情澎湃的热爱跃然纸上。
1933年梁思成拍摄的应县木塔塔刹照片（照片中可见梁、莫借以攀爬的铁链，左下角为莫宗江）。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师长西席和莫宗江师长西席当年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来进行测绘，完成了巨大的事情量。后人看到的应县木塔立面图、剖面图是成图，实际上测绘事情要先画测稿，他们常日是在坐标纸上用铅笔打草稿，更主要的是在稿子阁下，把要量的尺寸线都标好，常日一层塔会量上百个不同的尺寸，然后梁师长西席、莫宗江一起合营拉皮尺、记数据，乃至要用到一些丈量仪器，把这些数据全都保留好，将测稿带回北平连续事情，在测稿的根本上才能画出末了那些竹苞松茂的图纸。
完成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图，背后是厚厚的一本测稿，要通过测各层的平面、立面、剖面，乃至很多斗栱、梁架的大样，末了才能准确画出一个全图。成千上万的构件，每一个都要精心丈量。这是巨大的事情量，他们用两周韶光完发展短常快的。即便如此，当时他们测到塔的第五层（即顶层）时，真正的寻衅才开始。应县木塔五层的天花板和藻井之上还有暗层梁架，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高11米多的塔刹，而且他们如果想去丈量那个塔刹，就得爬到屋顶上头，没有任何保护方法。
梁思成他们当时带了科学的丈量仪器，他给林徽因的信里说了，每层的檐口和塔刹用仪器测，但他们还要爬上去丈量。由于仪器只能给塔刹测个高度值，然而塔刹造型很繁芜，有覆钵，有相轮，有各种雕饰细节，梁师长西席测绘的哀求非常细致，要把每个构件都测下来，就只好爬出屋顶去事情了。
据莫宗江晚年回顾：“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师长西席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他们这么不平不挠地做学问，除了科学精神之外，实在还有一个缘故原由，便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其实在和日本学者进行一场学术竞赛。
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国人起步实在比较晚，西方人起步较早，日本人紧随其后，而且日本人比西方人做得要好。比如伊东忠太，作为日本主要的建筑史家，1901年就开始稽核中国古建筑，那一年梁思成师长西席才刚刚出生，伊东忠太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人。他和低他一届的学弟关野贞，在中国做了地毯式的稽核，等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伊东忠太来营造学社演讲时直接说，研究中国古建筑，我们日本学者来做实物的野外稽核好了，你们中国学者就合营我们做文献事情吧。而在1931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伊东忠太又进一步流传宣传：“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可以想象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当时受了多大的刺激。以是从1932年他们开始研究宋辽金建筑和北宋的《营造法度模范》一书时，每碰着一个宝贵案例，他们一定全力以赴，将调查研究做到极致。当我们在翻阅干系历史记录时，仍能感想熏染到他们当时心里憋着的这股劲。
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调查研究古建筑的往事，尤其是梁思成、莫宗江测绘应县木塔的经历，充分表示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激情亲切。我和“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小琴教授一起，沿着梁思成、莫宗江师长西席的足迹，登上了这座千年古塔的塔顶梁架，从南天门向外仰望，仿佛可见当年两位师长西席冒着生命危险攀上塔刹做测绘的身影。张老师在这里的一段话极好地概括了这一讲的主题：“我们穿越韶光的间隔，感想熏染90年前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学术报国的拳拳之心；穿越千年，感想熏染古代匠人精妙的技艺、高妙的聪慧，以及它所代表的古老文明”。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5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