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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号称国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围棋活动在天津，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自清代中期兴盛，至民国往后达到顶峰，天津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围棋活动的中央之一。
追寻古代津门围棋活动遗踪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城区聚落起源见于《金史·完颜佐传》，个中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为掩护漕运转输，提升武清巡检完颜佐为都统，守卫直沽寨。元代直沽寨改为海津镇。
进入21世纪以来，当年海津镇附近的海丰镇（今河北黄骅境）经多次考古发掘，金代遗址坑内出土瓷质围棋子一副。海丰镇清代属天津府统领，棋子的出土证明，早在金代天津地区已有围棋活动。
天津是著名的产盐区。明代开国之初即设“河间长芦都转盐运司”，统领以天津为中央的海盐产区。在长芦盐场境内的大量古迹中，有一处“神仙台”，为明代以前的遗迹，上有围棋烂柯神仙石造像一具。可知从那时起，围棋文化已融入本地民俗。
然而，详细的围棋活动却是在清代往后才逐渐从各种文献中反响出来。康熙初年，天津棋手高钦如已是全国棋坛俊彦。他与江南名手吴贞吉、张吕陈等人的对局，载于《不古编》，传存至今。《不古编》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印于福州的一部棋书，选载清初盛大有、周
康熙以降，文人棋手的业绩较多地涌如今史乘中。杭世骏、袁枚、赵执信、张问陶等人的业绩都载入了《弈人传》。这些人与天津的渊源极深。杭世骏不但长期生活在天津，还与天津的盐商结为儿女亲家。墨客赵执信在最困难的时候，寓居天津，完成诗作《海鸥小集》。张问陶则在天津培养了梅成栋、崔旭二位足资向众人夸耀的学生。正是这二位学生，创造了嘉道以来天津地方文化的顶峰。而袁枚最欣赏天津私家园林的文化秘闻，他把天津的水西庄和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的小山堂并称为文人最空想的雅集之所。此外，有名文人棋手张鹏翀、秦蕙田等人皆有涉津业绩。
在天津地方志中，也不乏以弈技善于入传者。如《天津县新志》的《刘锡传》载：“锡风采玉立，工字画、善饮，凡弈棋歌曲之属罔不善于。”又《长芦盐法志》的《人物》有金铨“赋性中和，不求名誉”“善弈工诗”的记载。诸如此类的史料表明，康乾以来，弈棋已是津门文人雅士、社会贤达不可或缺的一项才艺，在城市文化中霸占一席之地。
嘉庆年间的一则棋事
有名国手在天津地区活动的确牢记载最早见于嘉庆年间。据道光六年（1826）天津出版的《绘声园弈谱》，嘉庆年间国手潘景斋自江南出游京师途中，“舟出丁沽”，登岸到附近的私家园林“绘声园”作过短期访问，与绘声园主人郭谦弈棋互换，并愿为主人代刊弈谱。书中还提到绘声园乃是当地棋社所在。此事黄俊《弈人传》以及张如安《中国围棋史》都有转述。丁沽又称丁字沽，是古代津门名胜之地，古人常以此表述天津。
潘景斋，江苏长洲人，与任渭南同为嘉道年间十八国手代表。他在天津下船，访问绘声园棋社，还与社友中的举人王虎文见面。园主人郭谦在手谈之余，将秘藏棋谱拿出与潘氏共同磋商。潘景斋对棋社所藏秘谱极为推崇，欲索去付梓，未果。嗣后，潘景斋离开天津去往北京设局，名动京师棋坛。他的对局散见于《潘景斋弈谱约选》《皖游弈萃》等棋谱。
在潘景斋访津之前，另一位名传大江南北的围棋妙手金春亭早已在天津长期从事围棋活动。与潘景斋不同，金春亭没有留下自战的对局，对他的围棋造诣我们已经无从评价。而据《绘声园弈谱郭序》透露，“江南金春亭师长西席，足迹半天下，所至辄以善弈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名传遐迩的有名棋手。现仅仅留下了一部最初由他作评的棋谱，即后来在天津印行的《绘声园弈谱》。郭谦回顾道，“（嘉庆）甲子、乙丑间（1804—1805）春亭游章武，（与之）一见如平生欢”。郭谦与金春亭初识于章武，纹枰结缘十余年，情意深厚。这里所述章武又在哪里呢？章武本是一个古地名，因盐而有名，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初设，在今河北省黄骅市常郭镇故县村落。
汉代天津属于章武的一部分，《畿辅通志》载：“天津为章武濒海之地。”而清雍正九年（1731）天津由州升府，古章武之地属天津府辖，这一带围棋活动有着悠久的传统。2006年海丰镇出土金代瓷质棋子的遗址就在古章武境内。
清代中期国手频现天津
嘉庆年间，金春亭、潘景斋相继涌如今天津棋坛并不是有时征象，这个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典围棋的壮盛期间在乾隆一朝，围棋中央城市首推扬州。清初以来，过伯龄、周
当年，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支柱。扬州位于两淮盐场的中央，又是两淮盐运使司官署驻地。淮盐流转和榷卖课税使扬州远较其他城市财政丰沛。百姓相对富余，扬州盐官和盐商热衷围棋奇迹。时期巨擘范西屏、施定庵长期客于两淮盐运署衙。代表中国古典围棋最高水平的《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两部棋著，也是在两淮盐政高恒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帮助下，以盐署公帑锓版刊行的。
乾隆末年，突发两淮盐引大案。已卸任的高恒、卢见曾和时任盐运使受到牵连。卢见曾瘐去世囹圄，高恒被处去世。一批盐商受牵，要赔偿国库丢失，这令盐商阶层备受打击。他们再也不能像昔日那样重金延请著名棋手上门执教，也无法再迎迓四方棋手聚来对局。在国运荣衰的迁移转变期间，经此变故，以棋艺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棋手，溘然之间无法在传统围棋中央城市连续生存。他们不得不另谋他法，四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
由此，一个新的围棋时期开始，围棋史上称其为“十八国手期间”，历经嘉道咸同四朝。江南棋手不再恪守乡梓，纷纭涌向其他可能支持围棋活动的城市。任渭南、林越山南下广东；董六泉远赴甘肃；秋航北游至京师。金春亭、潘景斋先后从江苏来到天津，正是发生在围棋繁荣区域突生变故，棋手向全国各地飘泊的时期大背景之下。
那么，天津为何能够成为吸引围棋高手前来生活的目标城市之一呢？区域文化比较研究表明，天津有着和扬州十分近似的适宜棋手生存发展的土壤。
首先，天津和扬州一样，是大运河上的主要节点，处于四方辐辏，南来北往流动人口云集的交通要冲，商业发达，市井繁荣，对依赖自身技能为生的各色艺人拥有较强的承接和吸附能力。
其次，天津和扬州的经济与人口构成也有相似之处。扬州是两淮盐运署的驻地，天津则是长芦盐运署的驻地。这是中国最主要的两个产盐地区。盐业经济也是天津支持弈棋活动的根本之一。
此外，为扬州围棋繁荣着力颇多的高恒、卢见曾是由长芦盐运使司转任两淮盐运使司，从天津调往扬州的。天津的围棋活动本来就有着深厚的民间根本和有力的社会支持。长期生活在扬州一带，后又处于游移状态的棋手一定不会忽略天津这座城市。
天津盐商建筑了柳墅行宫，八次接待通达围棋的乾隆天子。盐商张霖、查为仁建筑了问津园、水西庄等私家园林，招徕了杭世骏、袁枚等江南文人棋手，饮宴歌赋无虚日。
作为鲜为人知的绘声园则是完备以弈棋为中央的私家园林，并有绘声园棋社。棋社组织古已有之，但在清代有史料记载的，绘声园棋社可能是全国仅见之例。这统统都证明，至迟嘉庆初年，天津已是全国围棋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绘声园弈谱》在津问世
潘景斋离开天津到北京设局，数年后飘零病故。但他的遗嘱——一部棋著的印行问世，却终极是在天津完成的。棋谱以天津棋社所在地绘声园命名，是为《绘声园弈谱》。
嘉庆二十三年（1818），潘景斋在天津第一次见到这部棋书时，即被书中内容吸引，并“大为容许”“又虑其久而易散，欲索去付梓”，奈何棋谱收藏者、棋评人金春亭认为自己对棋局的理解和评说未臻完善，予以谦拒，致刊书之事议寝。转眼到了道光六年（1826），金春亭、潘景斋先后作古，棋谱转到郭谦手中，为了完成故人的遗嘱，他在金春亭原注的根本上，结合当年与潘景斋谈论的心得，参以己意，重作订正评解，锓版雕印了这部棋著。
古代刻印一部书，极费财资，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历史上不乏几代族人前后几十年不断接力出版一部先人著述的故事，更有毁家刻书的例子。郭谦整理纂评《绘声园弈谱》，由个人独资在天津出版完成，是有功于围棋文化传播的重大贡献。按照古代图书出版分类，图书刊刻印行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家刻本完备不以盈利为目的，自身又无商业店面作发行渠道，为本钱计，一样平常印数较少，多赠送亲友。《绘声园弈谱》正是如此，印数极少，至今已无原刻本踪迹。
这部棋书的传世，要感谢两位棋家在他们选编的围棋丛书中作了收录，使《绘声园弈谱》二次重版。最早将《绘声园弈谱》收入丛书的是湖北人徐德焕。他在咸丰六年（1856）辑选《国朝弈汇》时，将《绘谱》列入卷中。《绘声园弈谱》有十九局，《国朝弈汇》只辑个中八局，尚不能由《国朝弈汇》得窥《绘谱》全貌。第二次将《绘谱》收入丛书的是安徽人鲍鼎。光绪十三年（1887）他编印《蜗簃弈录》八种，个中《国弈二刊》将《绘声园弈谱》十九局全部收入，书名则改为《绘声图》，是完全的辑本，对助力《绘谱》的流传贡献很大。
徐德焕从前在湖北成名，被尊为楚中第一高手。山西籍棋手程梧冈在汉阳旅邸曾与徐德焕对弈，深为他的棋艺折服，返乡之后把他的弈名带到北方。咸丰年间，湖广兵燹涂炭。徐德焕由湖北避居冀北。程梧冈联结山西富商棋友员兰岩共邀徐德焕到晋中做客。咸丰四年至六年（1854—1856），徐德焕在员兰岩之稼书楼，一边传授棋艺，一边在员氏帮助下编辑《国朝弈汇》。值得把稳的是，徐德焕此前曾在冀北滞留，棋名也在这一地区传播。他是否赴晋前到过天津？是否前往山西途中行囊已然携备所选《绘声园弈谱》？因资料不详，无从判断。考虑到郭谦也是山西人，与山西同好互通棋界信息、赠予棋书尽在情理之中，那么员兰岩家藏有《绘声园弈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绘声园弈谱》具有较高的代价。谱载徐星友让子局十九局，包括让吴来仪二子两局、让苏揆之二子三局、让姚文侯二子十四局，全部棋局为他谱所未载。
徐星友，浙江钱塘人，是康熙一朝棋艺理论集大成者。明清之际，以过伯龄、林符卿为代表的一代围棋国手在棋艺上尚处斗力阶段，棋艺胜负追求也表示在斗定式。过伯龄乃至总结出了大压梁111变、倚盖定式178变，运用于实战。至棋手周
《绘声园弈谱》独特的地方在于，十九局全为二子谱，与对子谱和授多子谱不同。对子局有预设座子的局限，授多子局则有来自受让方序盘上风显著的压力，白棋布局很难得到自由发挥。在授多子局中，让子方为了打开局势，每每不得不强硬行棋，利用一些稍感无理的手段，这就难于为棋家所法。二子局则不同，被让方先手上风相对小，加之棋力有差别，上手方完备可以从容对局，不必冒险走出一些违背棋理的无理招，康熙年以来新理念所表示出的冲和恬淡、浑沦领悟、不战屈人、胜于无形的原则，能够在局势中得到较好的贯彻。这是《绘声园弈谱》选材的天然上风和它的代价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围棋困难进步的进程，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代价不应被忽略。
晚清、民国期间的天津围棋活动
逮至晚清，津城在北方已具有较高围棋文化上风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众所周知，曾国藩是超级棋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棋达2900余条，个中，不少条记录是“围棋二局”，或更多。纵然是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天津处理案情繁芜的天津教案期间，也有弈棋记录。《曾国藩日记》记载：同治九年六月初十下午到津，明天将来诰日忙于见客，十二日开始“围棋一局”，随后每天基本上“围棋两局”。七月初七，曾国藩一贯为教案“心急如焚”，导致“眼蒙不能治事”，由此没有下棋的记载。至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继任来津，心情沉着，从玄月二日开始至二十三日离开天津，又规复了逐日下棋两局。
李鸿章也是通弈之人，其族人李子干还是清末民初棋史留名的围棋高手。李鸿章本是实务派，虽有雅好，却不重弈事消遣。可以想见，李鸿章在天津也没留下任何对局记录。不过，李鸿章对天津围棋的间接影响巨大。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个中一逻辑学生平日练习操练成绩突出，有时被李鸿章记下。光绪十四年（1888），武备学堂决定选派五名毕业生赴德国学习军事，李鸿章特意指定他为个中一人。这逻辑学生由一名武备学堂毕业天生为留德高等军事职员，返国后分缘际会，一步步走向政坛顶峰。这人即是酷爱围棋的段祺瑞。
20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国棋界在段祺瑞的影响下，开启并推动近代中日围棋互换，聚拢了汪云峰、顾水如、刘棣怀、吴清源等大批中国棋手，灿若群星。
民国往后，大量的清朝遗老、北洋政府下野的官宦和失落意的文人托庇于天津租界，个中不乏弈棋高手，如梁启超、升允、俞明震等，还有爱好围棋的靳云鹏、潘复等。20世纪20年代，天津著名棋手李文卿在东南角天津学界俱乐部教授围棋，培养出庞霭霆、庞凤元父子等著名棋手。
1926年，段祺瑞分开宦海，赋闲回到天津做寓公。以顾水如为首的在北京的南北棋手，不少人追随段祺瑞来到天津。围棋重镇北京一时衰落。这一期间，段祺瑞“广集同道研究，为棋界生色不少”，天津成为与上海南北相望的最主要的围棋中央城市。日本棋手来华访问，都不忘天津一行。
顾水如利用段祺瑞的影响，在李律阁（财政部高等顾问）、王克敏（中国银行总裁）、李赞侯（财政部次长）等人的支持下，选址福禄林大酒店成立天津棋会。顾还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目向市民遍及围棋知识。棋会选址于此颇费苦心。日本棋手天田朝义（职业三段）以日商身份常年居住在与之毗邻的日租界。段祺瑞的寓所也在附近。会所位置既符合段祺瑞、李律阁等人的哀求，也便于各界人士就近前往。
棋会成员金亚贤、骆子良、汪云峰、伊跃华等长期出入段府的北京棋手来到天津暂无住所，住进段祺瑞在英租界的另一处住所。大家日常起居全在一楼，由段按月支付薪水。在往后的日子里，棋会一样平常弈棋活动全在重庆道举行。吴清源十一岁就当上了段祺瑞的棋客，段隐居天津后，仍接他到天津下棋。（严六符《天津早期的围棋活动》）
顾如水的助手金芝亭也从北京赶来，在棋会任围棋辅导。1928年濑越宪作批驳定中国棋手，金芝亭与魏海鸿、崔云趾、金亚贤诸人同列第五等，约处海内第11名至20名的位置。1929年《文艺月刊》连载他与吴清源对弈三局，金两败一胜，显示了不俗的实力。金芝亭自此定居天津，在西开教堂后开设茶馆，摆棋授艺。1933年，段祺瑞移居上海，金芝亭在天津仍连续经营私人棋社。至20世纪40年代初，金在贫病潦倒的景况中病逝。（吴同宾《天津第一家围棋俱乐部》）
抗战期间，天津五五墨水公司的刘氏兄弟组织围棋社，聘庞凤元为西席。天津围棋俊彦聚拢于此，有段骏良、陆松年、鲍成麟、吴玉如、马仁斋、刘镜寰、尔子京、曹恭寿、张朗孙等人。许多北京棋手，如刘棣怀、过惕生、过旭初、崔云趾、邵继廉、金亚贤等人，皆被请到这里下棋或参加棋社比赛。
北京棋手骆子良干脆落户天津，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生动于天津棋坛。1957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比赛中，他降服许多名手，成为进入决赛的九名选手之一。
一个人善弈，解释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个地区围棋活动生动，又显示着该地区的文化繁荣。作为近代中国的围棋重镇，围棋文化天经地义地是天津城市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图①《桃花泉弈谱》书影
图②《潘景斋弈谱约选》目录
图③《弈理指归》内页
图④1980年，吴清源及妻女与胞兄吴景略合影
图⑤朱岷绘《秋庄夜雨读书图》展现了当年水西庄的风光
来源： 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