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稽核：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宝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不雅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范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秀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付推动学科培植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付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付改进当今史学研究事情，均有主要的学术代价。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道路波澜壮阔，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许多有代价的研究课题。个中一个主要问题便是：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两大干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二者有何学术关联？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如何对待历史考证的？重视考证对学风培植有何主要意义？深入磋商这个课题不仅能够推进对付过去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而且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以是取得丰硕造诣的缘故原由，对付推进当今学术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一 风格各殊异 宗旨有相通
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唯物史不雅观基本事理为辅导的学术流派，新历史考证学因此重视搜集史料和严密考证为特色的史学流派，人们的共同不雅观感是，二者风格相差甚为悬殊，因此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这里显然有待发之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派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不同学派，又在学术演进的链条上彼此相连，它们之间不可能相互隔着不可超出的鸿沟，个中隐蔽着的干系之处，确实须要我们予以揭示。
我们的追问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同为历史学领域的流派，且又处在当代学术发展的环境之中，它们的学术宗旨有无相同之处呢？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不雅观理论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它是紧贴历史实际的人类思维的科学成果，直接继续了18世纪以来欧洲进步思想，其任务是要打消人们以往的认识误区，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抵牾运动即社会生产办法的演进，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事理，来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探求历史的本来面孔。因此，马恩创立的唯物史不雅观具有极其光鲜的“求真”品质。强调以客不雅观事实为依据，摒弃主不雅观忖度，强调以实践为根本，重视搜集丰富的史料，通过审核鉴别，透过征象创造实质，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把握唯物史不雅观这种重视事实和“求真”的品质，我们就能深刻地领会经典作家的如下名言：
研究必须充分地霸占材料，剖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事情完成往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阐述出来。①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②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稠浊起来的繁芜而困难的问题，却正好是十分必要的。
在社会征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绝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悲观的意义，由于问题完备在于，每一个别情形都有其详细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零星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③
经典作家十分强调准确可靠的事实是统统研究事情的根本，必须下功夫搜集丰富的材料，负责做好剖析、考辨事情，从事实的总和与联系中去节制其本色，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结论。重申这一点十分主要，由于这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唯物史不雅观的宗旨问题。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唯物史不雅观哀求通过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生产办法的变迁，来探求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而同样必须牢记的是，尊重史实，达到“求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并且必须置于研究事情的根本和条件的地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哀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精确地描述出生产办法运动的图景，以规复人类历史进程的原貌，其内在意蕴也是为了“求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不正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相互贯通吗？传统学术重视“实事求是”有长久的传统，远在西汉就已经提出来。《汉书》记载，武帝期间河间献王刘德喜好学术，喜聚图书，与诸儒相讲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④班固对“实事求是”治学风格的记载和颜师古的阐释，正揭示出传统学术的精华。它源远流长，为历代精良学者所继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考证之学大盛，形成在分外时期条件放学术繁荣的局势，学者们更以“实事求是”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言：“但当考其业绩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逐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察，总期于能得实在焉而已矣。”⑤从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考证名家们互相交流切磋，遂形成了一套极具时期意义的治史方法，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影响至为深远。20世纪前半叶，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群体，便是自觉继续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并且接管了西方新学理而产生的。王国维等人都特殊服膺顾炎武、钱大昕的造诣和方法，自认为直接继续清儒的学问，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的论著都是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以是被称为“新历史考证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二者为了适应各自的时期哀求，表现出风格殊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壁是，它们同属于历史学，归根结底承担着稽核、阐释、再现历史真面貌的任务，以是在确立重视史实和“求真”的治史宗旨上是相通的。必须将这两方面合而不雅观之，才能摆脱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失落误。笔者大约在20年前承担了教诲部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作了一番磋商，并将结论写在课题成果的末了一章，认为：“唯物史不雅观是科学的历史不雅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是人类精良文明确当然继续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不雅观也强调搜集史料，哀求霸占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事情，务求立论有武断的史料依据；同样屈服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回嘴即应放弃，演习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不雅观忖度，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创造原来认识有缺点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尊重古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创造，不断提高，等等。诸如此类，由于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以是唯物史不雅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不雅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赶过于实证史学。特殊是，如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媒介中表述的，唯物史不雅观揭示出：‘统统主要历史事宜的终极缘故原由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办法和交流办法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根本，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浸染；重视公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要浸染；要唯物、辩证地剖析统统历史征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要把历史算作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⑥这里须要解释的是，著名学者宁肯教授为课题成果所写的评审见地中，特殊提出上述这段结论“至为精当”。他的见地对付我们来说甚为宝贵，使我们增强了对付这一研究成果学术代价的信心。
二 唯物史不雅观学派与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干流，二者辅导思想有别，风格不同，相互之间当然有辩论、辩难。但它们之间绝非相互对立，而是能够相互尊重，肯定对方的造诣或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这些是学术史为我们展示的弥足宝贵、很有启迪意义的事情。
1949年以前，这两大学派平行发展，但它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关，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造诣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付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彷佛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古迹为其出发点了。”⑦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驳》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创造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古迹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⑧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切实其实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⑨。侯外庐在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接管考证学家的造诣，《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根本，作者的时期，著书的真伪，笔墨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⑩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长于汲取古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以是讴歌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路子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缘故原由在此。”(11)陈垣师长西席在宗教史、年代学、目录学、订正学、避讳学、中外交通史等历史考证学领域都有主要贡献，白寿彝于1980年纪念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曾著文予以高度评价，至1990年陈垣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他又撰写文章进一步褒扬援庵师长西席著作的学术代价和当下代价。他指出：“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称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师长西席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现在重温援庵师长西席的遗著，深感援庵师长西席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付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诲意义。援庵师长西席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便是要有扎踏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甚至用的意境。”“援庵师长西席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寻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剖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由一个期间，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正，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接管古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大略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严谨、有创见而使人信服。”“在目前学风趋于夸张的情形下，援庵师长西席在功力上的踏实和笔墨表述上的负责，都应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当援庵师长西席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12)
这些评论充分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付有造诣的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乃至诚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主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不雅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唯物史不雅观对辅导学术研究具有主要意义，认为唯物史不雅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成分相互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不雅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精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的《古史辨》第四册“媒介”中说：“近年唯物史不雅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态度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不雅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不雅观为其基本不雅观念。”“我们虽不谈史不雅观，但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事情的坚实根本呢!”(13)他又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唯物史不雅观的迅速传播，说：“唯物史不雅观又像怒潮一样奔驰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1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根本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期间经济的研究，缘故原由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不雅观的事理，用以辅导其史学研究。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征象为社会最主要的条件，而把他种征象，看作寄托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付史事的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不雅观察，其理自明。”(15)
以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考证学者相互推许、钦仰的评论，为20世纪学术的进程留下了具有勉励浸染的记录，正是这种基于实事求是和“治史求真”精神的科学态度，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创造出新的古迹。
三 唯物史不雅观辅导下精审考证推进学术发展举隅
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精审考证的成果推进学术发展的著名例证当首推郭沫若和范文澜。
郭沫若于1931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它的成功为创造性利用唯物史不雅观事理阐明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示范，同时又雄辩地证明，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重视史实和精审考证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他对付广泛搜集、梳理、考辨事情下了十分踏实的功夫，出色地对旧史料做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材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授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剖析社会生产办法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彷佛相互伶仃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富商期间的社会生产活动办法也得以重现。在第一篇《〈周易〉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他指出该当褫除古人加在《周易》上面的重重神秘外衣，还其保存了上古时期社会生活记录的本来代价。他说：“这些文句(即卦辞、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大略的不雅观念笔墨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以是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统统精神生产的模型。”(16)他剖断《易经》是由原始公社社会变成奴隶制社会时的产物，《易传》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在精审梳理、考辨的根本上，他将《易经》所反响的社会生活，逐次分“生活的根本”“社会的构造”“精神的生产”三节论述。由于做到了唯物史不雅观理论辅导和精审的考证作根本，以往神秘难懂的卦辞、爻辞，便被阐释为反响社会生活的令人线人一新的材料。限于篇幅，这里仅略举数例以解释之。
如，考辨当时商旅(交通)情形，所举的史料有：“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旅》六二)；“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旅》九三)；“亿丧贝”(《震》六二)；“亿同《论语》‘亿则屡中’”。于是对此详加考释：“这些当然是商贾的起源，从这些文句中可以得到几个把稳：(一)当时的商贾还多是行商；(二)童仆是商品之一种，当然是人身买卖； (三)资贝是当时的货币，资字亦从贝，金属的货币还未产生。”“商贾既是行商，那交通是很主要的，交通的工具是用马牛车舆。例如‘乘马班如’(《屯》)，‘大车以载有攸往’(《大有》九二)……由此我们可以悬想到舟楫在当时尚未发明——至少是尚未发达——以是涉川的事才看得那么主要。”(17)
再举出作者对当时家族关系的考辨。第二节“社会的构造”“家族关系”部分中论述了以下三项：(甲)男子出嫁。史实根据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乘马班如，求婚媾。”(《屯》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对此所作的考辨是：“这骑在立时挟着弓纠纠昂昂而来确当然是男子，起初还以为他是为抢劫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来求婚媾。这显然是女子重于男子。母系制度的残余此其证一。”(乙)女酋长的存在。作者进一步考辨说：“母系制度的社会，酋长多是女性。《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这王母二字并不是祖母，也不是王与母，更不是所谓西王母，该当便是女酋长。母系制度的残余此其证二。”(丙)“除这残余的母系制度之外，当时的家族制度确已向父系推移。”(18)
该书第二篇是《〈诗〉〈书〉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响》。作者首先谈论两部文籍的史料代价，他指出，《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史籍”，历来对此几无疑义。《古文尚书》除今文二十八篇之外都是伪作，清代学者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是一大功绩。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史料代价并不相同。经由作者遍引先秦文籍中的各类证据及汉唐学者的有关说法，逐一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备是‘托古改制’的伪作，《甘誓》该当归入《商书》。但便是《商书》和《周书》都该当经由殷周的太史及后世的儒者的粉饰，以是这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据时期的远近而递减。”(19)然后，又集中谈论“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两个主要问题。作者对《诗》《书》中的主要篇章，都通过深入考辨阐释其反响的社会状况。如：通过阐释《甫田》，剖析其所反响的阶级对立关系：“‘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夫。’你看农夫是属他的，他不耕而获的一年取十千，把些剩馀陈腐的米谷赏给农夫吃，这不如象在养猪狗一样吗？但他骗人的程度已经很高明了。他把农夫的黍稷牧畜取了，但他给他们的口惠是没有忘却的，他说：‘我的田弄好了，真是你们农夫的功德啦!’(‘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他立了田官去监督那些农夫，他时常还要亲自去监督，不准他们偷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初版至1932年底印行了5版，正解释这部著作受到罕见的热烈欢迎。当时附和唯物史不雅观的学者揭橥的书评中肯地指出：“郭沫若师长西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撼一时的名著。就大体来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地，肃清旧史学界的一塌糊涂，而为史学界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21)而属于“新史学”流派史家的张荫麟同样敏锐地认识到，郭沫若利用唯物史不雅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具有开辟史学研究新道路的意义，以是赞赏此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22)。1932年至1935年，郭沫若又相继完成《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主要著作。前书正编共收录了800片甲骨文史料，以科学不雅观点提出甲骨文分类的新体系，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类。后书著录了323个两周青铜器皿，用科学的眼力先找出有明确铭文记载年代的标准器，然后依赖花纹、形制、文体、字体等项，逐件考证它们的年代关系，末了将两周青铜器分期划定为四期：壮盛期、颓败期、复兴期、衰落期。以前浑沌一片，只能作古董抚玩的青铜器，至此终因有了恰当的年代而能为研究者所利用。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上再次展现出其以理论卓识和精审考证相结合而取得的巨大造诣，如唐兰所评论的：“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超出。”(23)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既表示了科学理论的辅导，又是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发展，因此得到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学者的钦服。1948年3月，当时的中心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保举出81位院士，个中文科组院士28人，郭沫若与陈垣、陈寅恪、杨树达、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人一同当选，便是证明。
范文澜是与郭沫若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道路是由精熟于国学而走向唯物史不雅观。他的治学曾深受黄侃、刘师培的影响，重视训诂、考证，著有《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正史考略》等。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他经由学习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初到达延安之后，他接管党中心的委托，编纂《中国通史简编》，先是完成了延安版的撰著，计56万字，往后又经由长期的修订、重写，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自上古至五代十国)，共计110万字，成为又一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个中，关于民族史记述部分，尤其展现其理论上的远见和精审考证的功力，二者紧密结合，因而做到立论坚实、考辨严密，令人叹服。这里仅举一例。
有关先秦期间各民族活动的史料比较缺少且零散。范文澜战胜了这一困难，负责地搜集了散见在《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籍中的史料，加以爬梳、剖析，专门在第一编第四章《列国吞并期间——东周》中，设了《各族间的斗争与领悟》一节，头绪清楚地阐述了东周期间中原中原族及浩瀚的少数族的分布及活动概况，提炼、概括了中原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及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而斗争，末了趋于领悟这一民族关系发展演化的主流。范文澜说：“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中原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称为诸夏。”他从剖析历史事实出发，精到地归纳总结，得出东周期间中原族与诸族经由斗争达到领悟，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加强，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阶段这一很故意义的结论。他说：“华族与居住在中海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常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中原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管中原文化的各族，大体上领悟成一个华族了。”当时中原地区华族与诸族杂居、四方存在许多少数族的情形，书中有清晰的阐述。据《左传》所记载，东周王畿内有戎族小国，卫都城上可以看见戎州。在南方，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居住地，有群蛮、百濮、卢戎等。“以上诸族，散居中国的内部和四方。由于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助的浸染。华族凭藉上风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领悟了诸族。”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期间楚是中原的劲敌。东周后期，楚国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线逐渐消逝。东方诸族没有成立强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北方和西方则有晋、燕、秦强大起来，先后征服或领悟了周围蛮夷小部族。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掉队的部族消逝了，实际上是领悟到不断扩大的中原族之中。(24)秦汉期间形成的人口浩瀚的汉族，是由中原族与原来杂居相处的诸族稠浊而成的，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很主要的事实。范文澜所讲东周期间是中国朝着统一方向发展，为秦汉统一作初步准备，具有主要意义。范文澜论“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等主要理论问题，也都凸显以精审的考辨推进学术研究的特色。
经学史领域也有引人瞩目的成功例证，此为吴承仕撰写于1934年的《五伦说之历史不雅观》。吴承仕原为著名国学家章太炎弟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担当北师大及中国大学教授多年，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学通论》《三礼名物》《淮南旧注校理》《国故概要》等。后来，因靠近范文澜等进步教授和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又借阅《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迅速走上革命道路，确立了唯物史不雅观崇奉，并于日寇大举进逼华北、北平学生涯动飞腾的紧急关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赤色教授。《五伦说之历史不雅观》要考辨和阐释的，是经学史上“五伦”与三纲五常是否同为一体的问题。他认为，历代儒生因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压制，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一向缺点地“把‘纲常名教’算作一个完全的体系”，并且认为该体系历经百世而一成不变，看不到从先秦到汉代往后意识形态的变革。前后的不同，实际上是由比较开明的、有相对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绝对专制的、下必须严格服从于上的等级压制关系。
对此，他作了精密的考证。他认为“五伦”与“三纲五常”内涵不同，时期不同，浸染也不同。五伦即《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至少是先秦的旧说，而三纲五常则是汉儒的新说。《春秋繁露》首先提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后被《白虎通义》等加以发挥。这样，“汉儒把它抽象化，即名之为三纲”，又将之与寒暑昼夜等自然征象相配。“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本来是《中庸》郑玄注引《纬书》来证明定命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汉儒就将五种道德规范与古代哲学认为宇宙原素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这样做完备是一种神秘的附会，目的是为了发挥“支配者对付被支配者最好的麻醉浸染”。因此，“三纲”的本色是“威信的，宗教的，主从的，主不雅观的”。“五伦”是有关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应明确其与“三纲”不同的本色，它是“理智的，人事的，相互的，客不雅观的”。与“三纲五常”的不雅观念乃是显示“君臣关系强化程度”的产物不同，这个范畴“有其相对性”，它可以有条件地“利用于当代及最近将来的社会”(25)。这实在是吴承仕在确立了唯物史不雅观崇奉后，利用精当考证而得出的创见。当时，熟习经典、以严谨治学著名的杨树达师长西席读后极表讴歌，誉之为“根据《礼经》，阐发入微，令民气服”(26)。
新中国成立往后，一批原来精熟于严密考证的中年学者(个中有个别人年纪稍长)自觉地接管马克思主义，经由学习理论而以为面前别开了新的天地，剖析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又与广搜史料、深入考辨的长处结合起来，因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佳绩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造诣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对此前实事求是学风的大力发扬。这里举出蒙文通和谭其骧两位学者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成果作为例证。
蒙文通于晚年著成《越史丛考》(1964至1968年)，这部著作的完成，既是他从前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的连续，又是他利用自己的丰富学识，为办理一个与国家利益直接干系的重大课题而深入探求的成功之作。文章开头即明言：“越族”为泛指古代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然其分布地域史籍记载简单，未甚明晰。“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晚世论越史之名著也，于此竟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其余一个大族(汉族)霸占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霸占着扬子江以南的全体地区’，歧义殊说，异乎平素所闻未有甚于此者。然而，核之载籍，羌非故实。”(27)蒙文通洞察到，这种穿凿阐明与借此的推波助澜，应该引起正派学者的高度当心。他说：“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有言‘扬子江以南全体地区’尽越人所居者也，更未有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徙至越南者也。陶氏《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说，核之史实，舛缪自见。”(28)这就必须严明对待，以确切的史实与缺点的论点相对照，逐一考辨清楚。蒙氏书中，即以“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全体地区’辨”列为考论的第一项，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力辩驳。
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他指出，《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扬汉之南”乃谓今福建、广东。百越之称屡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言：“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此百越之君“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二国所居为浙江南部及福建之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南越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又《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篇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汉世所谓百越之地与《吕氏春秋》所言基本相同而境宇稍广。然皆未尝以荆楚为越也，犹是《荀子》越、楚各别之义。”再据《史记·货殖列传》则以淮水以南为楚，淮水以北为夏，大致分明。至于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求。司马迁言楚分西楚、南楚、东楚，自淮北至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彭城以东，为东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蒙文通剖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贱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29)
又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期以前”“越族霸占着扬子江以南的全体地区”如斯，蒙文通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而楚国之盛则早在西周……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不雅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邲。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贱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书所言，“诚瞽说也”。“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贱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全体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30)蒙文通对“古代越族居长江以南全体地区”这一谬说的批驳，确为证据详明，情由充足，揭示出历史的原形，打中杜撰者的症结。
总之，《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表示出蒙文通将其原来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利用唯物史不雅观洞察历史问题之实质的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表示出全面的不雅观点、辩证剖析的不雅观点、透过征象把握事物实质的不雅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代价和说服力。他作了这样深刻的阐发，使喋喋不休流传宣传“古代越族居于全体长江以南地区”者理屈词穷。李一氓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认为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他说：“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备足以担当这个任务，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剖析得条理分明；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逐一加以批评。”从中国民族而言，“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一定怀有掩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感”(31)。
谭其骧同样原来以精于考证著名，1949年往后他视野更开阔，将历史地理考证与办理当时社会发展须要相结合。
《何以黄河在东汉往后会涌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势》一文，(32)尤为著者精心构撰的名作，其考辨和论证，高下直通几千年，包括大河高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重点磋商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尤其值得把稳的是，西汉至唐900多年间，西汉河患严重，东汉往后长期安流。在河患很严重的期间之后，接着涌现的是一个基本安流无事的局势，这一重大变革应如何阐明？以往水利史专家的阐明，都认为是东汉王景治河“深合乎治导之事理”，是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谭氏则慧眼独见，剖析问题的所在：王景治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只称“商度阵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河，防遏要冲，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33字讲的是不才游从事修防工程，仅属治标之法，何以能收长久之效？再者东汉后叶和魏晋南北朝，是封建政权腐烂无能和盘据混乱期间，黄河却能安流，这显然不能以社会政治成分作阐明。他决不作眼力狭窄的考证家，总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局部地位，或者限定于考证某项详细问题之内。而是把眼力投向历史上全体黄河流域，捉住“黄河溢洪改道不才游，而紧张地酿成祸患的大水和泥沙则紧张来自中游”这一根本问题，逐层剖析考辨。他利用工程学的知识，打算黄河中游不同河段大水含沙量，证明对下贱水患起决定浸染的是中游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期间的地皮利用情形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贱安危的关键成分。”在这一范围内，战国以前以畜牧、射猎为主，植物很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山西“饶材、竹、榖、鲈、旄”等林牧业特产，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至秦汉期间，国家却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如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元狩三年、元鼎六年、天汉元年多次募民徙边郡，开田官，数量有时多达七十余万口。作者指出：“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往后，黄河下贱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恰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33)。东汉末至十六国期间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生活办法又如何呢？谭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考证：(1)晋西北迟至南北朝晚期，居民仍以“山胡”为主，以畜牧为生。(2)陕西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才在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前此废边郡已有二百余年。而实际上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那些地方仍不设郡县，正反响其多数居民仍为居无常所的牧民。(3)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仍不立郡县。(4)据《魏书·铁弗传》及《食货志》载，赫连勃勃之父卫辰被魏道武帝击败时，俘获品中只有马、牛、羊，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也仍旧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由此证明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政治混乱、战役频繁，而黄河却能长期安流，缘故原由即在：东汉往后北朝中叶以前，这二区基本上是牧区。(34)谭氏通过考证和剖析，终于透过历史的征象揭示了原形：东汉往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因王景筑堤防洪的办法高明，而是由于中游地区返农还牧，规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落。因此，他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在黄河中游，应从纯挚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紧张的方法便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35)本日，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施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已成为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由半个多世纪实践的考验，正好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代价。(36)
四 彰显“理论与功力并重”的学术风范
以下转换一下视角，磋商一下在同一研究团队中，中国学者是否创造了成功的新履历。这里选取三位著名学者——张政烺、杨向奎、林甘泉，他们同在一个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研究所)，他们的学术实践确实对我们大有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年，张政烺进入历史研究所，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眼界更开阔，历史考证的利用上升到更高层次，即：自觉地把对详细问题的考证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的目标结合起来，从事考证的旨趣乃是为了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宜有所发明。
我们可以把他于1951年揭橥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作为范例例证。此文一方面继承了他从详细考证磋商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著文风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以实证研究为根本、以唯物史不雅观为辅导研究商周社会构造问题的特点。在当时的学界，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把稳不足。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天下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强调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逐一搜求摆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体例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体例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以是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体例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37)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大量揭橥，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期间仍旧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韶光的推移而更显出其主要代价。因而现在研究上古期间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体例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38)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高下册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出版)展示了宏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深刻的内容。在“古代社会”部分，着重磋商了古代地皮制度和人身寄托关系问题。而在“古代思想”部分，则包括了自先秦儒家至明清期间儒学新思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学说。有学者评价说：“杨师长西席认为，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儒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段落：儒家、经学和理学……儒家(包括经学、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是为封建主义做事的思潮，始终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起着无比的浸染。当封建社会上升和发展时，例如宋以前，这种浸染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封建社会的发展加倍趋于结束以至日益腐烂的阶段，则其起的悲观浸染居多。”关于“理学”，书中认为：“理学有不同的流派，个中的程、朱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学派，是理学的正统派。张载虽然也是理学的一支，但不是正统派，后来转化为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有进步浸染的。杨师长西席对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不雅观点及治学方法都作了负责的磋商论证。这些研究成果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9)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撰成于1987年，标志着杨向奎的学术沿着“理论辅导与深厚功力并重”的路子连续向前推进。作者概括该书论述的核心不雅观点是：“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以是孔子要梦见周公，更夸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0)“本书紧张目的便是真凭实据的来发掘中国传统文明!”(41)该书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学术的主要问题，造端伟大，不但引据了丰富的先秦文献及历代文籍，还有金文及其他出土文献等，作了综合且精审的考证，因而成为新期间先秦史领域的重大创获。这里只能环绕这一核心论题，举例式地简单论述以下三项。
一是关于西周初年周公摄政与当时宗法制度的变动。周公摄政，本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有明白的记载：“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但这段史实长期以来引出各种不合意见，有不少学者如廖平、顾颉刚相信西汉末王莽摄政效法周公故事之说，认为周公确是摄政称王。杨向奎是顾颉刚的学生，自称追随老师五十年，但他并没有随便附会师说，而是在书中利用《尚书》各篇的记载和大量文籍史料，深入辨析。并且以金文史料《令彝》所载成王在洛邑命周公尹三事四方相互印证，解释周的号令必须是由成王发布。著者在对干系的“明保”如何释读，与西周年历如何对应等项逐一考辨之后，乃得出结论说：“我以为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发布而称王，周公没有自己称王。”(42)“盖此时周公处境极险，不有周公之宏谋远略，几何其不愤事而功败于成者!这是大政治家的襟怀，也是哲学家的远见。”(43)而揆诸当时形势，天下还没有太平，成王还须要周公的辅佐(摄政)。著者所作的详细考论又表明：史家的考证事情不应在零散问题上纠缠此是彼非，而应着眼于主要事宜或历史的大枢纽关头点下功夫，以有利于办理关键性问题。此处的考证又牢牢联系到“周代之宗法制度亦自周公时得以完成”(44)，情由也在于此。著者进而畅论：“大宗为君而变为宗子继续制，自周公始确立。”“由兄弟相及变作宗子继续，也并非轻而易举，周公之归政与成王之嗣王，中几经周折，迟之又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改革之困难过程。”“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之残酷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45)这些都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宝贵创新不雅观点，是著者在精当考证根本上提出的卓识。二是在考证方法利用上杨向奎也有主要的推进，基于“二重证据法”而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利用民族学资料也摆在主要地位。该书论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古代礼仪中的冠礼、婚礼、外交聘享礼仪等，分别采取了《华阳国志》对古代“巴师勇猛，歌舞以凌”，以及当代学者汪宁生、陈高华等人论文中供应的少数民族习俗史料，和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朝廷交聘往来的史料，相互参证，使其论述更加生动，更具历史感。三是论证孔子授予礼乐以新含义，使礼乐文明达到新境界。这一界定，同样是从丰富史料的辨析和综合，包括从富商到周初及春秋战国关于定命、礼仪、习俗的变革，关于孔子与《诗》《书》《易》的关系，关于墨子、荀子等人对“儒者”的不同意见的比较等项，进行考证、评析之后而得出的，所言诚可谓如洪钟大吕：“君子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以客不雅观的规范行为来约束自己，是孔子作为一个教诲家的宗旨，以是说，‘役夫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之所谓‘礼’已非原始之礼，他赋礼乐以新含义，从此使传统的礼乐文明，达到一个新境界，儒家本身也得到一次改造，过去的儒近于巫祝，实行相礼的职业，为人所讥，是小人儒，此后小人儒变为君子儒，而儒家提倡的礼乐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46)这些认识标志着古代礼乐文明研究体系的新打破，精彩确当，启迪后人。《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确实向我们展示出既重视理论辅导、又重视考辨剖析二者相结合的成功学术风范。
林甘泉是历史研究所第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进所从事研究工作甚早，著述甚丰。这里仅就他晚年主要专著《孔子与20世纪中国》加以稽核。林甘泉是古代史专家，尤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地皮制度史著名，而他却承担了这样一个近当代思想史、学术史的项目，离开他原来专擅的领域甚远，实则是欢迎一场很大的寻衅。尤其是，《孔子与20世纪中国》这一题目问题繁芜，见地不合，又要涉及许多当代学者的见地，指陈得失落，还有不少是与现实关联密切的问题，因而无论在史料节制上、或在理论驾驭能力上，都有很大的难度。是一位正派学者强烈的义务意识，使令他接管这一寻衅。为了精确评价孔子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学说和当代代价，要对险些贯穿20世编年夜半个进程尊孔与批孔的陡起陡落、毁誉交错的起伏变迁给予科学的评价。为此，该书力戒空话，立意高远，打开目录，视角新颖、提炼精辟的章节标题，如《辛亥革命前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论争》《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闹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批孔狂飙》……逐一跃入眼帘，使人一新线人。全书的论述，既有居高临下、系统贯通的格局和气势，又有严密的剖析、深入的考辨。而著者之以是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下了极大功夫搜集丰富的史料，而使立论具有坚实的根本。首章第一节《孔子的形象是若何被神化的》，论证孔子从所处的春秋时期到西汉期间地位、形象的变革，即引了《论语》(《颜渊》《述而》等篇)、《孟子》(《公孙丑》《尽心》)、《春秋公羊传》、《史记》(《孔子世家》《高祖本纪》《陆贾列传》《叔孙通列传》)、《韩诗外传》、《法言》、《汉书》(《高帝纪》《儒林传》《董仲舒传》《元帝纪》)。论证孔子地位从三国往后至明清的变革，同样广泛引用史料，包括《后汉书》《晋书》《旧唐书》等，这一节引用文籍文献即有38种(篇)之多。又如，第五章中《陈独秀对孔教和尊孔派的批驳》一节，引用的著作、文章、书信就共计17种。正由于著者做到详细霸占材料，广泛、谨严地利用，才担保该书的论述切实可靠、恰当、全面，反响了历史的本来面孔。这是该书在论述和考证上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出色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与功力并重、史识与考证兼长”的传统，对付涉及思潮、事宜的紧要之处，都力求举出确切的史实根据，进行精审的考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如何评价，便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著者强调必须依据事实作辩证的剖析，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没有新文化运动，孔教会哀求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可能就会得逞，继袁世凯、张勋之后中国可能还会涌现第三次帝制复辟，妇女在贞节的名义下被剥夺生存权利的惨剧还会不断发生，中国的社会进步不知道还要滞后多少年。”因此历史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公民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光辉里程碑。”(47)这一历史地位根本不容疑惑。他又论述五四新文化确实存在批驳过激和片面性的缺陷。“陈独秀指出只有政治上的共和革命是不足的，还须要批驳儒家的纲纪伦常，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这个认识并没有错。但是他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皆本之‘孔子之道’，因而把批驳的火力集中对准孔子，这却是一种缺少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孔子说：‘君使者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与后世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条件下所谓‘君要臣去世，臣不得不去世’的不雅观念就有很大的差异。”(48)片面性问题应该作为履历教训加以总结，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批驳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49)。著者又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新文化运动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正好解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首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势。”“20年代和3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关于儒家思想和先秦诸子的研究，摆脱传统经学和子学的僵化框架，开拓了新的视野，出版了一批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的哲学史和文化史著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高档学府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部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多门课程。继商务印书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面向广大读者的《国学基本丛书》和《国学小丛书》。有关国学的整理、研究和出版风气之盛，被有的学者惊叹为‘国学之黄金时期’。这一期间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展开的一些辩论，如关于《古史辨》的谈论，关于东西文化的谈论，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培植’的谈论，关于文学革命的谈论，关于整理国故的谈论，关于读经问题的谈论，可以说都与磋商传统文化的继续有关。谈论的参加者虽见仁见智，见地并不一致，但就连主见文化培植要‘通盘西化’的人，也并没有完备否定传统文化的代价。”(50)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自序中就非常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中国文化的整理功夫，以是他做的事情“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性，而是丰富了‘国故’的内容”(51)。因此结论自然是：五四运动领导人在当时“不免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缺点。但是新文化运动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通盘化反传统’，更没有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断裂’”(52)。
有关著名学者在时期思潮中对孔子学说持何种态度，以及对后人的启迪，著者也都举出确切事实并作精到评析。如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的“道”有进步意义。“孔子把老子的思想和殷周的传统思想加以融和，他避去了老子的‘道’这一名称，而挹取了他的精神，对付向来的天其余加了一番阐明。孔子说：‘天何言哉？四季行焉，百物生焉。’这个‘天’实在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和旧时的故意想行识的天是不同的。这在天道不雅观的历史上是一个进步。”(53)又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大略一句话，便是“仁者爱人”。“和有些史学家认为‘人’有等次性的理解不同，郭沫若强调孔子所说的‘人’是公民大众……郭沫若认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性主义的过程，该当便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向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便是人的创造。”(54)并认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和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同道关系来说，要坚持自己分歧凡响的学术见地，却也是须要有一定理论勇气的。又如，通过对钱穆《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的深入考辨，肯定其评价孔子的核心论点，同时指出其失落于肤浅之处，并表扬其晚年意见的进展。显然，著者只有恰当地节制了精确评价思想史上优绌得失落的标准与方法，以客不雅观态度全面地理解其学说主见，才能做到像上述那样，提出商榷见地，同时又看到其后来不雅观点的发展，特地予以表彰。
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史实辨伪和慎重评价的原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该书结束语部分专设一目：“‘真孔子’与‘假孔子’：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方法论问题”，总结了多少方法与办法，对我们从事深入研究和精当考证很有启示意义。评价孔子思想，首先必须对史料可靠性之程度有复苏的认识。著者认为：“我们能够据以研究孔子的史籍，纵然是学者们常日认为比较可靠的史籍，其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按照可靠性程度，实际上有四个等级，依次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有《论语》《左传》《孟子》和《史记》的《孔子世家》等；《六经》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是悬案；《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有多少关于孔子的材料，但有些阐述带有故事的性子；《孔子家语》传说是孔子门人所撰，《汉书·艺文志》虽有著录，但今本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三国曹魏时王肃的伪作。“上述这些史籍，许多学者常日在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时都须要引用，但它们显然又不同程度地掺杂一些失落实乃至造假的史料。《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业绩，真伪杂糅，古人多已指出。即以最具史料代价的《论语》而言，因系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而非孔子本人著作，也不能尽信为实。传世文献不尽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研究事情中加以利用。问题是在引用时要加以识别，去伪存真……先秦诸子和《史记》等书关于孔子的业绩和辞吐有些是失落实或者是不可信的，但不能因此说先秦诸子和司马迁假造了一个‘假孔子’的形象。就研究孔子的方法论而言，辨别有关孔子史料的真伪，与判断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真假孔子，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性子的问题，不能画上等号。如果把古书中关于孔子业绩和辞吐的不实记载都用‘假孔子’来加以概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假孔子’就会满天飞，真假孔子反而莫辨了。”(55)西汉末至东汉初的纬书，就塑造了一个神化和妖魔化的假孔子形象，“他生有灵异，终年夜成人后能预言和作法，是方士和儒生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斗争须要而捏造出来的先知”(57)。以此即可证明：在精确理论辅导下，联系历史环境，综合各种史料剖析磋商，才能求得不同期间孔子学说演化的原形，而这统统事情首先必须以对史料负责甄别、精当考辨为根本。著者能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总结，是其研究事情的升华，也是贯彻优秀学风的表示。《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一书之以是成为足以传世的力作，就由于著者出色地做到了科学研究应该具备的各项哀求。
以上三位学者的学术辈份有别，治学专攻领域不同，却又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识见与功力兼具，既重视理论辅导、又看重充分霸占史料和严谨考辨，这种情形是有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他们同是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名家，张政烺、杨向奎两位前辈是建所初期的学术带头人，林甘泉虽然是第二代学者，但也进所甚早，对该所学术研究也有开拓之功，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共性，正是这个学术团队的共同品质，而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特定的学术环境的产物。历史研究所的学风培植是由三个有力的成分匆匆成的：一是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辅导；二是中华文化精华长期熏陶；三是对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造诣的继续。不仅这三位学者，还有历史研究所其他多位学者，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共性。我们从近70年这一研究团队发展的历史，可以强烈地感想熏染到学科培植前后相承的治学理念、方法和风格，因此自1954年历史研究所创建以来，从中华文明起源、富商史研究开始，直到清史研究，诸多领域都相继取得显著创获，其内在推动力也在于此。2004年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之际编了一本纪念文集，书名为《求真务实五十载》，引人瞩目地表明对这一学科培植思想遗产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总结。历史研究所是全国古代史领域最高科研机构，其造诣对付全国古史研究者有导向浸染。历史研究所几代学人近70年的费力努力，对“理论与功力并重”学术特色的推进和发扬共同作出贡献，实属不易!对此值得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磋商，从中得出的理论成果定能大有益于全体学术界。
五 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这一新视角对上述四项内容进行梳理和阐释，诚有主要的学术代价和理论意义。一是学术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虽然二者风格殊异，但在治史宗旨上又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哀求以社会生产办法变革的理论辅导历史研究，其目的即在揭示人类社会的真实进程，是为了“求真”；历史考证学以“无征不信”为治史信条，其目的也在于“求真”。二是进行这一理论“溯源”意义重大，使我们摆脱二者根本对立、相互隔绝的认识误区，而找到它们作为历史学不同演进阶段的学术流派在治史宗旨上相通之处，以此破除以往的误解。譬如，两大学术流派何以都强调广搜史料和严密考辨，唯物史不雅观学派又为何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品质，为何对考证学家的造诣高度讴歌；而考证学派又为何视其本身与唯物史不雅观学派是“放学”与“上达”的关系，认为唯物史不雅观的事理“对付史事的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一大批新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何会自觉地接管唯物史不雅观辅导；诸如此类的问题，遂得迎刃而解!当然，这要对与主要历史事宜、背景干系的史实作精审考证，而反对啰嗦主义。三是正是由于新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各展风采、平行发展又相互推许，才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波澜壮阔，成果丰硕。考证学者重视利用新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家又何尝不是对此倍加珍惜，将之作为扩大研究领域、推进学术事情的主要契机呢？这里再就出土文献研究对学术事情的推动浸染举出例证。
20世纪初年，四大考古资料(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内库档案)的创造，成为推进新历史考证学发展的大事宜，由此催生了新学科、新领域和大量新成果。20世纪初年往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先后多次创造了许多有关古代边防、地理、制度等项主要记载的汉晋简牍，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边陲史、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因而几次再三为学术界所瞩目。而在古代历史叙事领域，此后也有了主要的机遇，这便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处考古地点先后著名贵的简帛史料出土，展现出先秦期间史学发展的多方面新面貌。以前，我们研究、评价先秦历史编纂学造诣的紧张依据只限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如今，有了这批新创造的宝贵简帛史料，遂使我们对付先秦历史叙事的文体类型、记事特点、中原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古代史官记载与私家记载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向前大为推进。如战国楚简《系年》，经学者深入考辨和磋商，就大有所获。《系年》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中记载完全的一部先秦史学著作，由138支简构成，共3875字，是目前为止已揭橥单篇竹书中最长的古书。全篇内容自武王克商开始，一贯写到楚悼王期间三晋与楚大战，楚师大败，被专家称为是一部完全的、未见记载的先秦史籍。“系年”的标题，是整理者根据当时对简文内容的理解所加。研究者根据这批竹书所载历史事宜，推测其成书年代大致在战国初中期的楚肃王或宣王期间。(57)从历史编纂学视角稽核，其紧张意义在于：既进一步证明编年体在先秦期间的盛行，又证明了早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奠基期间就显示出编纂风格的多样性。不仅《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编年纪》都是编年体，《系年》也基本上是编年文体，这就进一步证明以韶光维度不雅观察和记载历史，是人类最早利用的思维模式。《系年》的主体部分是记载春秋期间历史，它没有《左传》那样阐述详细、内容丰富，但却备载春秋期间的重大事宜，而且脉络清晰，记载简单。除了以春秋史为主体外前后又兼顾了西周以及战国初期历史，表示了历史的连续性，这种编纂形式同样表示出史家的历史见识。《系年》与《春秋事语》比较较，内容远为丰富，而又不直接揭橥议论，作者的鉴戒意识完备寓含于叙事之中。再与出自家族记载的《编年纪》比较较，《系年》不仅记载的年代更加久远，而且格局也伟大得多。(58)这种历史叙事的多样风格又正好是中华民族先人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的明证。上述认识启示我们，在当前，重视对出土文献的考辨、阐释，对付推进学术研究确有主要意义。
不论是坚持以唯物史不雅观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还是广搜材料、精审考证、科学治史，我们都有悠久的优秀传统。对此增强自傲，大力发扬，我们就必定能迎来新世纪史学更大的辉煌!
注释：
①马克思：《〈成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公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公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页。
③《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公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④《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
⑤[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⑥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公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⑧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公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04页。
⑩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沈阳，辽宁教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1)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25页。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3-385页。
(13)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媒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页。
(14)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4页。
(15)吕思勉：《史学与史乘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8页。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1页。
(1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6-47页。
(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6页。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6页。
(21)嵇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1年10月12日，后收入《嵇文甫文集》(上)，郑州，河南公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22)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月2日。
(23)唐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唐兰全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4-325页。
(2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公民出版社，1955年，第181-184页。
(25)《吴承仕文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26)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89页。
(27)《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99页。
(28)《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12页。
(29)《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30)《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02-303页。
(31)李一氓：《读〈越史丛考〉》，《读书》1984年第4期。
(32)此文系谭氏先于1961年在复旦大学所做学术报告，次年修正后揭橥。
(33)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诲出版社，2000年，第490、498页。
(34)谭其骧：《长水粹编》，第505-506页。
(35)谭其骧：《长水粹编》，第516-517页。
(36)干系研究见于杨振红《汉代自然磨难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子今《物泽天华与生态变迁——秦汉期间的生态环境稽核》，《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5日第12版。杨文认为谭师长西席的论文“是历史地理学和磨难学的一项主要成果”，同时又提出西汉期间河患频繁发生与文帝至元帝期间景象非常颠簸(寒冷景象频繁涌现)直接干系的不雅观点。
(37)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7-313页。
(38)张峰：《张政烺的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39)安作璋：《求实求真老而弥笃》，载《庆祝杨向奎师长西席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诲出版社，1998年，第751-752页。
(40)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公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4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60页。
(4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5页。
(4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页。
(44)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页。
(4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159页。
(46)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393页。
(47)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48)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8页。
(49)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9页。
(50)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9页。
(51)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0页。
(52)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1页。
(53)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253页。
(54)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255页。
(55)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2-483页。
(56)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3页。
(57)也有学者根据其笔墨特点得出《系年》形成于战国早期的结论。
(58)参阅李学勤《〈系年〉出土的主要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李守奎《一部古史探新知——清华简〈系年〉的代价及意义》，《公民日报》2016年1月24日；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第6章《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来源： 《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