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造诣了本日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包袱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拓的高楼大厦背后，张江、金桥、外高桥开拓的方案政策背后，开拓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若何的大胆考试测验、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订者、实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系列文章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开放》系列图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叶龙蜚（曾任上海市外国投资事情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采访：徐建刚、范永进、谢黎萍、李汉国、黄金平、唐旻红、沈霞、黄啸、龚思文
整理：黄金平、龚思文
改革开放40年，对上海来讲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从1988年、1989年开始的。1990年4月，党中心宣告浦东开拓开放。但是，大规模启动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发言往后。实在，在这之前作了很多准备。
以是，历史的机遇有历史的铺垫，除了人的成分，还有各方面的条件和机遇。上海城市发展为什么会“后来居上”？这与上海的历史人文，与上海历届的领导所做的事情，与外部机遇，都有很主要的关联。此外，推进事情要有一支军队，有这样一批人去干，否则也要错过机遇。这样回过分去看，我们能够遇上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期间，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一部分事情。
“后来居上”亟待“破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并没有先发上风。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心的步骤首先是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是上海是后发的。为什么上海后发呢？个中一个主要缘故原由，上海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太大，如果拿上海来做试验，成功当然最好，万一有什么挫折，会影响大局。上海当时承担的财政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上海的发展和培植；加上系统编制机制变革等多重成分影响，上海的传统工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经济状况愈加困难。即便如此，在引入前辈技能方面，上海也没有去走类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来一补”搞加工的路子；我们是努力通过引进、消化和接管，力争让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比国外的差。这样一步一步、困难而踏实地巩固自己的工业根基。从现在来看，这是为上海“后来居上”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很主要的根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事情很主要，便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一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得到培养、磨炼成熟，并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当时背景下，“专业化”紧张便是“数理化”，那批领导干部都是受过高档教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业技能人才。从思维模式上看，他们是“连续性”而不是“跳跃性”的；从事情实践上讲，他们更是看重传承、讲求“轨迹”的。对付上海的培植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来说，这是具有关键性浸染的。
我们上海能够持续发展，直至本日取得辉煌造诣，更离不开上海的历届领导高瞻远瞩、统筹谋划。他们个个都在为上海的本日做了很多主要的事情。
首先是我们的汪道涵老市长。汪道涵认定，我们上海这个城市一定有她发展起来的某一天。上海有这个潜力：有历史的沉淀，有那么好的教诲；上海人聪明、肯干、勤恳。但他也认为，上海发展起来不是在他在任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做呢？当时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须要做一件大手笔的事情。上海浦东500平方公里，汪道涵那个时候就看中了：他认为上海有这500平方公里开拓，是上海将来有机会成为国际性大城市的根本；再加上上海人文、历史、教诲、文化、人才这些成分，终有一天得以发展。以是，在老市长的亲自推动下，环绕上海改造振兴、浦东开拓等主题，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次主要研讨会，还建立起干系的研究咨询机构。当时，开拓浦东的不雅观点得到了贝聿铭、林同炎等著名专家的高度赞许。
到了1980年代中期，虽然中心还没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线，但是上海已经开始做铺垫了。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方案方案》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特殊要把稳有操持地培植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建筑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做事举动步伐，培植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当代化新区。”此后，上海先后体例完成《浦东新区方案纲要》和《浦东新区总体方案初步方案》。这些综合性的发展方案，经由咨询、论证、漫谈、研讨，该当说浦东新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形态，以及所有的根本举动步伐、功能布局、所需资金等等，都已经有一个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国际海内多重成分的影响下，开拓浦东从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计策高度被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兴和浦东开拓，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急迫须要吸引外资。正如刚来上海事情的朱镕基坦言：上海靠一年14亿元办理不了大问题，不采纳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外资吸引进来，上海的面貌根本改变不了。然而，上海虽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有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利用外资事情上，与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比较，差距却也十分明显，传兼顾划经济的禁锢和束缚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何从系统编制机制上“破题”，成为了上海对外开放的紧张任务。
“一个图章”机构横空出世
朱镕基同道来上海事情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道曾经对他说，上海这个地方搞1个项目，100多万美金，要盖100多个图章，这是弗成的！
要简化审批手续，搞一个“一个图章”机构，以方便外商在上海投资。他反复叮嘱朱镕基，上海的出息就在改革开放上，你去上海要做一些打破的事情；要开放，就一定要把投资环境搞好！
谷牧同道说的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就拿一个100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来说吧，它的审批至少要经由20多个不同的委办局、加盖40多个公章，多的竟然要盖126个图章才能完成，这样的“经典案例”早已“名声在外”了。外商本来对中国上海就理解不多，等他们20多个部门一起跑下来，100多个图章一个个敲下来，投资激情亲切早已凉了一大半！
以是当年流传一句话，叫上海人“精明不高明”（clever but not smart）。要对这种形象加以彻底改变。政府部门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若何从一个“衙门”变成一个做事机构，若何从实际行动上表示你的“高效”。
实在早在1986年12月，我们上海就已经成立了“外国投资事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最初的设计，是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为外商供应“一站式”做事。想法是很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管理系统编制上的“条块分割”不改变，势必带来“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等一系列问题，层层请示、反复折衷让这个办公室举步维艰，预期的“一站式”做事目标成为空中楼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了醒：虽然政府须要履行做事职能，但光成为一个做事机构是远远不足的。你除了“高效”之外，还必须“威信”。
朱镕基刚到上海，就对建立一个既高效又威信的外商做事管理机构进行了构思。但他最初找我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却完备没有思想准备。那时我还在工业系统事情，担当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1988年4月的一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说，‘一个图章’机构怎么搞？”我说，我实在没想过这个问题；之前听到比较多的，是“一条龙办公”“一站式做事”，从没听说过“一个图章”机构。然而我创造，朱镕基对“一个图章”机构的设想早已构思成熟。“我们搞的便是一个图章，而不是联合办公。联合办公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便是要把权力集中起来冲破现有的局势。”然后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5月12日晚上，朱镕基市长召我去康平路开会，时任市委副布告、副市长黄菊同道也在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市外资委第一次预备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指出，“振兴上海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市外国投资事情委员会这个机构上；要下决心投入力量，把最强的干部调到这个机构来，一下子搞上去，改变上海在表面的形象和信誉”。朱镕基还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讲，“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办法来办这件事情，这是非常主要的。现在有了转机，外国人对上海的信心提高了，要因势利导，在涉外方面一个接一个出大方法，扩大影响，建立信誉。”他还特殊强调，“宣扬部门不要泼冷水，外国人相信上海的投资环境在改进，来一个就宣布一个；吸引外资上去了，上海才有希望，浦东才能真正开拓。”
那天刚到会场时，我还坐在市仪表局的席位上；我一开始还有个“抱负”，以为我可能便是到外资委做一些帮忙性的详细事情。溘然听到宣告：市外资委由朱镕基兼任主任，黄菊兼任副主任，我担当常务副主任主持事情；还有四位委员，分别是市计委副主任吴祥明、市经委副主任明志澄、市建委副主任叶伯初、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陆国贤。朱镕基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宣告上海市外资委成立，并于一个月往后正式对外开张！
一看这个架势，外资委规格那么高，我又是主持外资委日常事情的卖力人，立时就要预备起来了，否则就来不及啦！
以是会后，我赶紧申请辞去市仪表局局长职务，然后和四位委员立即开始分工协作——吴祥明管项目，陆国贤管审批，明志澄管折衷，叶伯初管配套。急速从市计委、建委、经委、外经贸委抽调职员，组成项目审批部、配套举动步伐部、管理折衷部、综合事务部等四个办事部门，综合事务部的卖力人请市建委果纪律检讨委员会副布告张沛萍来担当，既管后勤做事等综合性事务又管纪律检讨和廉政事情。由于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自己“身正”“名正”才能干事呀！
“一个图章”机构，在“条条块块”的机构系统编制里一定是独具一格的，对此我们更是深有体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来批准你这个机构成立呢？也没有哪个文件里说你们可以这么搞。于是，我跑到市人大去反复要求他们说，请你们给我一个临时批文，给我6个月韶光，如果我干好了，你们就给我正式批文；干不好，你们就撤销！
这也便是为什么我们外资委果全称里有“事情”两个字的缘由。只有得到批文、刻了图章，我们的机构才能正式对外开张呀！
第二，“一个图章”机构从实质上说，哀求将引进外资有关的权力职责从不同部门中剥离出来，然后重新组合，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例如，原来对外经济贸易的许多事情归我管了，所往后来又任命我为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整合重组的根本上，我作为外资委常务副主任，要主持外资委常务会议并折衷多个市级部门之间的事情，因此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而我这个副秘书长在市政府大楼里没有办公室，却又是直接向朱镕基和黄菊申报请示事情的。这样的情形，大概也属于独具一格吧。
此外，我们的办公地点，在全市政府部门当中该当也属于“另类”的。我不想把外资委设在市政府办公大楼里，和其他部门设在一块儿，不随意马虎找，机关大楼出入未便利，也会让来访的外国人产生一定生理顾虑。我们选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起33号一号楼——一栋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里。这栋建筑原来是英国驻沪领事馆，优雅的建筑风格、幽美的花园环境，可以很好地显示出上海对中外来宾的友好和欢迎。以是，我们外资委就以中山东一起33号一号楼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起33号的市外资委办公楼。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公民政府在锦江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上海市外国投资事情会员会”即“一个图章”机构正式成立，并于同日对外开展事情。发布会上，朱镕基市长对外宣扬外资委果事情职员将二十四小时待命，全力做好做事事情；还将我的电话号码当场公布给在场的所有人。当天发布，外资委事情守则是“二十四个字”：“微笑待人，和气生财；有问必答，有信必复；通力协作，高效做事”。我想当天出席发布会的中外人士，一定感想熏染到了新事物带来的令人线人一新的崭新印象。
来自全市许多部委办局的领导也来参加了发布会。我记得当天晚上，时任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的卢莹辉同道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外资委成立的新闻，第二天就主动找到我，乐意为我们供应法律做事，做好我们的“后盾”。市政府办公厅、新闻办、财政局，还有其他兄弟部门，它们对新成立的外资委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做事至上赢得赞誉
外资委预备初创之际，我曾向市人大承诺用6个月韶光打开事情局势；不出6个月，我们“一个图章”机构还真是“名声在外”了。要知道，我们不仅要打响“外资委”这块牌子，更主要的是要旋转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以及政府部门在外商心目中的形象。这就哀求我们通过细致入微的事情，表示出“做事、高效、激情亲切、严密”的行为准则，让外商通过我们这“一扇窗口”真正看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原谅。
“开门第一件事”便是做好“推销员”，让驻沪外商机构尽快认识和理解我们外资委。我大量印制了我们外资委成立的广告、传单，带领同事们来到外资机构和外商办事处集聚的联谊大厦，一家一户地拍门、问询，挨家挨户地拜访、发送。外商一开始还真以为我们是哪个公司推销产品的发卖员，险些每家商户都在问，你们推销的产品是什么？我见告他们说，我们推销的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理念；我们来听听你们有什么见地、建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们，更好地为你们做事。请看看我们的资料，有事随时来找我们。有人就问，那你原来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原来是市仪表局的干部，现在就在干这活儿。他们又问，那你是什么级别的，处级有吗？我说，我是正局级。他们惊异地说，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这栋楼里来的正局级领导。对付他们提出的见地建议，我们逐条归类、整理，逐项研究，并折衷有关部门和区县予以办理。与此同时，我们还到区、县去现场办公，建立他们的军队，每个区县也都有外资办。
实在，不只是我在“推销”，外资委果“一把手”朱镕基市长也是最精良的“推销员”。1988年6月，他在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先容外资委果情形时说，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师长西席；投资伙伴找到了，会谈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师长西席；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履行阶段，要征地、培植，要用水、电、煤气等公用举动步伐，你们找叶伯初师长西席；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缺电、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师长西席。
除了做“广告推销员”外，我们还要为外商做好“后勤做事员”。后勤做事事情都是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吧。有家生产小型仪器的德国公司，写信向市长反响它工厂阁下垃圾成堆，影响了公司形象。朱镕基市长看到信后急速指挥：“请龙蜚同道亲自处理”。那里属于卢湾区。当时许多外资的生产性企业还是借用位于市区的街道工厂里运营的，还没有都往开拓区集中。我过去一看，那个工厂的大门口是一个城市垃圾中转站，垃圾在倾倒和清理运输过程中随意马虎散落在表面。我于是找到了当时卢湾区分管外资事情的副区长周禹鹏，刚巧这个批文他也收到了。他说，老叶你厉害呀，亲自来督办这件小事。我说，这事情是小，但是必须办理的；如果你能办理，你就为上海各个区县做一个榜样，表达出上海改进投资环境的决心，也让外商看到在上海投资的希望和信心。周禹鹏亲力亲为，两个星期往后，工厂门口已经是清扫得干干净净，我约请《解放日报》《文申报请示》一起到现场拍照，作宣扬宣布。那位德国贩子心中以为很不好意思，嘴里反反复复念叨，上海办事真的好，区里领导真是重视！
我不应该去告状的，纵然不告状，你们也会帮我办理的嘛！
我们外资委在办公地点也设立了外商投诉中央，让外商“投诉有门”，无论是在生产经营还是生活上碰着了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会上门做事或现场办公，总之哪里有投诉，我们就去哪里进行办理。我们还依托外洋联谊会，成立了“太太俱乐部”，为三资企业家属开设书法班、唱歌班、舞蹈班、旅游班，让他们百口都能在上海过得开愉快心。
当然，我们外资委果事情在外商心目中并不是仅限于“推销”和“做事”；作为“一个窗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承担着向外界通报改革开放信息的“旗子暗记员”角色。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外开放是一步一步放开的。一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尚有许多“限定性项目”不予审批，还有许多行业（如做事业等）不予开放。当时只听说过“中外合伙”，对付“外商独资”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日本服装拉链品牌YKK便是一个很范例的例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出口服装上，100%都是用YKK的拉链，由于你用中国的，外商订货不能接管，只接管YKK。YKK的卖力人就跑到我们办公室，提出，我卖给你的拉链百分之一百地做出口的，那么既然这样，我把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能力搬到中国来制造，怎么样？这在当时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找到了上海拉链工业协会，说“日本帝国主义翘着尾巴回来了”；质问“你们要把民族工业放到哪里去？”我们外资委内部谈论认为，以前YKK不来，你还是要问它买；现在它来了，对你又有什么影响呢？在取得市经委理解后，我们外资委专门向朱镕基进行报告并得到批准。这件事向外界开释出的旗子暗记便是：“限定性项目也可以批，外商独资也欢迎”。
我们还有一项履历，便是用外商在沪投资的直接体验和感想熏染作宣扬，这比我们自己去讲，效果要好上十几倍。有一次我们外资委在日本组织了一场四、五百人规模的推销会，当时我约请神明电机、三菱电梯和尼塞拉这三家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的日本企业总经理和我一起来到推销会现场。一开场我就说，“感激诸位热心朋友出席推销会。我们到日本来，我是来推销的；但我就这样讲你们不太想听。我本日改变办法，我不讲了，开个场把讲话交给我们三位总经理，请他们讲讲上海的履历。事先我跟他们申明过，好话要讲，坏话更要讲，实事求是地把上海的情形讲给你们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们，不用问我；如果他们解答不了，我再见告你们。”这场推销会开了两个小时，而且开得非常成功。
推动开放的动力引擎
我们外资委将原来外资审批须要的几十个乃至一百多个图章凑集在“一个图章”，又通过“一个窗口”的独特形式帮助办理外商碰着的干系问题。但是，我们的义务不止于此。接下来我就来先容我们从事的几件人们不太知道的，而且看上去与外资委“没有关系”的“分外之事”。个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外资委帮助办理南浦大桥筹集资金难题这件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市委、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在黄浦江上建造南浦大桥，但上海财政十分困难，资金迟迟得不到办理。那年该当是1989年吧，有一天正值午休时分，我和市外经贸委主任沈被章等几位同道一起，坐在中山东一起12号市政府办公大楼夹层的沙发上谈天说话。这时候朱镕基走过来，叹了口气说，唉，建造南浦大桥的钱到现在还没落实啊！
外经贸委能不能想想办法？沈被章说，我们外经贸委只管政府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现在没有一家有这个意向，我们连可以打仗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亚洲开拓银行呢？天下银行呢？”有人回答“亚洲开拓银行我们已经去信表示了意向，他们复书说不考虑，项目须要同时符合要与人权、环保有关等几个条件。”朱镕基坐在那里，沉默少焉，溘然朝着我说，“老叶，成立外资委是干什么的？外资委便是：别人干不了的事，便是你们干了！
”我说，朱市长，不是我不肯干，我乐意去试试；但是我既没有联系渠道，又没有上级批文，再说我也不能破这个规矩啊。“上海不破规矩怎么做成事啊？都是破了规矩才做成的嘛！
你回去想想办法，把这件事办理了！
”
我回到办公室后，找到了吴祥明，对他说，老吴，有这么一件事，朱镕基叫我去要贷款的事情，我看我们或许是有点机会的。但是，必须要有人跟我一起，我才能去；以是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你祥明。当时，有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想把钱贷给我们，但又受到各类制约。我们中国在亚洲开拓银行有位实行董事叫魏本华；通过与他联系以及其他路子，我们理解到人权与环保项目可以成为亚洲开拓银行贷款的打破口。于是，我们找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当年上海黄浦江轮渡口因大雾而发生拥挤踩踏事宜的案例和照片；另一份则是关于浦东急需发展的报告；我们带着这两份材料飞去马尼拉。到了那里之后，亚洲开拓银行的美国董事、日本董事还有其他国家所有董事，我一个一个去见面，对他们讲，是你们说的噢，人权项目可以支持；我这个项目关系到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人权吗？如果上海再有大雾，这种事情还可能发生；但是如果有个桥，这样的事情不是完备可以避免了吗？出乎我猜想的是，我们得到了亚行所有董事同等支持。亚洲开拓银行不仅贷给我们2亿元，还给我们出主张，还有2亿元可以把商业银行拉进来参与贷款办理；剩下的4.2亿元，是由上海市政府自己筹集。这样，南浦大桥8.2亿元的培植资金总算有了着落。
建成通车后的南浦大桥
于是我们就回来了。可是人还没回到上海，中国公民银行的通报就已经到了上海，说上海有个叫叶龙蜚的人，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不经中国公民银行批准，居然跑到马尼拉申请贷款！
现在想想，全体过程还真是挺有趣的。我们当时也不计较这些，说干就干，没其他想法，只要事情办成、问题办理就好了。我们外资委当年“主动请缨”做了这件引起不小争议的事，却是为上海腾飞开了个头、立了一功吧！
除此之外，我们外资委还参与了地皮批租的试点事情，但这项工不是由我们牵头。当年地皮批租第一单批给了日本孙氏集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此供应过巨大帮助。当时批准之后，朱镕基对孙氏集团法人孙忠利说，有什么问题的直接找叶龙蜚。就这样，地皮批租试点事情又跟我们外资委产生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星级酒店和公寓楼经营很困难。如，锦明公寓，外商在虹桥开拓区投资建造两栋公寓楼，个中一栋，由于交通银行借钱给他，交通银行拿去了；其余一栋也是向交通银行借的钱，后来连屋子也租不出去，更还不出银行的贷款了，怎么办？要帮帮他。这个外商是个爱国贩子，对我们国家的培植发展也有贡献。以是我们外资委就谈论形成了一个方案：“补地价”。我们对他说，你可以按照当时市场的价格补了地价，补了地价你就可以出售，出售就有钱回来，回来就可以还银行贷款。这样问题不就办理了吗？可是，他连补地价的这笔钱没有，本来借了钱就没钱还，怎么办？我们又为他出了个主张：“卖一套、还一套”。后来，这个事情办理了，“解套”了。这是由于我们已经有地皮批租的模式了，可以这么做。
以是从这件几件事情来看，但凡涉及改革创新、具有一定打破性的事情，不管它同引进利用外资和做事外商有没有关系，只要这件事与“对外开放”干系、别人又做不了，那就很可能通过我们这“一个图章”机构来处理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个图章”更像是一个无形的动力引擎，推动着上海营商环境持续改进。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后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我这个外资委果常务副主任还为我们主任当过一次翻译官。那是在1991年，朱镕基末了一次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出访，我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当年的随行职员中还包括徐匡迪同道；我和徐匡迪同道便是在那一次出访过程中相互认识的。期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会时，朱镕基溘然拉住我，说，老叶，帮个忙。什么事呢？做一次翻译。给谁做翻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朱镕基本人的英文水平很好，只不过在当时情境下，他不想用英文直接跟基辛格互换，可是翻译职员又一下子找不到，以是我就在他们之间临时“客串”了一次翻译官。便是在那次出访期间，我们得知朱镕基同道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
上海“窗口”天下瞩目
我们外资委无论是直接参与政府重大涉外项目，订定履行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政策，或者同国际组织与机构打交道，都是上海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机遇和平台。外商也好，国际组织也好，他们找到我们，不仅是找到了“一个图章”，更像是找到了“一扇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壮阔波澜。很幸运的是，我们为此做过几件很故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出身于1989年10月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个会议的设立，源自中国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向朱镕基提出的一个建议。早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以前，经叔平就对他讲，我看上海有根本，可以以市长的名义搞一个咨询会议，找一批外国人专家做你的顾问，请他们来上海看看，对上海未来发展提些建议；同时也能让天下上大企业集团更多理解上海。经叔平还说，这主张我可以给你出，但事情我没办法帮你做。朱镕基对此表示赞许，说，那你推举个人吧？他就推举了安达信公司麦克米伦来做（麦克米伦是安达信公司亚太地区的管理合资人）。说表面就找麦克米伦，我们这里就找外资委叶龙蜚。于是我和麦克米伦两人互助，起草全体市长咨询会议的章程、架构等等。经国务院批准后，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198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每次一个主题，聚焦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到两个突出问题进行谈论；麦克米伦、经叔平担当会议顾问，我担当会议秘书长（一贯到1995年）。至今，市长咨询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29次，今年年内将举办第30次，每次都是由上海市市长亲自主持，从不间断，这在全天下是没有先例的。咨询是免费的，贴了钱的，对一个大公司总裁CEO来说，这是很大的承担。他们能够一年一年的来，这便是表示出上海是中国的缩影，而上海市长咨询会议是他们不雅观察上海和中国的一个窗口。
2017年9月，第29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
第二件事，是在1990年，当时天下银行想上海召开研讨会。要知道，在这之前，天下银行只与国家发生联系，从来没有跟一个地方城市搞活动的；这次是天下银行唯一的一次。我们立时认识到，在利用外资的形势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形下，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是宣扬上海、展示上海的一次打破性机会，同时也引发了对上海如何推进高层次对外开放的重大思考。的确，在参与了这件事往后，我们又陆续举办了国际金融研讨会、国际证券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同样取得很大成功。通过这些会议，让外商更加及时准确地理解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动态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
还有，是1991年，外资委“走出去”宣扬推广上海的事情。在这之前，上海在境外已经开设了一些办事机构，如在纽约、悉尼等等，它们对宣扬上海、接管外资做了一些事情；但其紧张任务是完成经营指标，以是上海改革开放的信息很难得通过它们到高层次、全方位的推广。朱镕基在前往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天下各地访问后，回来交给我一个任务。他对我说，将来浦东如果真要“动手”（开拓开放）了，我们这个推广事情做得还很不足噢。老叶，你去做个方案吧，看怎么弄。根据他的设想，上海是要在外洋建立一个由市政府直接联系的机构，以打通上海与外洋信息直接沟通的渠道。我说，建这个机构给多少预算？他说，一分钱没有。我说，行，“有钱”做“有钱”的方案，“没钱”做“没钱”的方案。后来形成的方案是通过我们的机构与人家的机构互助（合为难刁难象必须拥有环球网络，否则无法将上海在环球推广）；派去那个机构的干部须要同时具备的自身条件包括：正局级、会讲英文、有独立事情能力；而事情条件则是：没有预算，不带秘书，不配车，一个人去“闯江湖”。
方案形成后报市委常委会谈论；所有常委都表示赞许，都说这个机构要设立，这件事情必须要办。可关键问题是，派谁去？哪里有符合条件的人呢？市委组织部先按哀求，找到一位候选人，由于各种缘故原由，未能成行。市委组织部长罗世谦说，其他人是有的，你们放不放？市委常委们问，是谁？罗世谦回答，“老叶”。朱镕基急速讲，去搜聚一下老叶见地，如果老叶说去，那立时就去；如果老叶不去，不要勉强，这件事情就不办了。于是，罗世谦就来找我。我和罗世谦很熟习，我俩原来在市仪表局是一个班子的。我说，这个方案是我做的；现在你代表市委来搜聚我见地，问我去不去，我如果说不去，行吗？你们会怎么看我老叶这个人？你来找我，我没得选择，必须去啊！
以是我带着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副主任这两个职务，险些没带钱，跑到喷鼻香港去“闯江湖”，做“推销员”去了。市政府在喷鼻香港开设的“窗口”——“SHANGHAI DESK”就这样出身了。当时恰好遇上改革开放大景象，又恰好是上海发展和腾飞的时候，机会非常好，我在喷鼻香港事情，可谓如鱼得水。我利用安达信的环球网络，向全天下发email，见告天下各地的大公司，上海须要些什么，你们有没有供应？他们很快就反馈了，把我当成他们的合资人一样。收到反馈后，我陆续前往欧洲、北美等地他们的公司总部进行洽谈。像SHANGHAI DESK这样的独特“窗口”，不仅在中国是创始，而且在全天下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安达信环球网络的支持下先容和推介上海，让那些境外的高层机构、高层人士即便不来上海，也能直接理解上海改革开放的最新动态，并纷纭哀求我带他们来上海和浦东稽核投资。现在看来，这一下子，上海的形象“精明也高明”啦！
2008年，在走过30年的辛途经程后，上海市外资委完成了历史义务。从打造“一个图章”到打开“一个窗口”，外资委坚持不懈地推动上海高层次、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我们这座城市一起，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困难探索和蓄势待发，共同见证了上海振鼓起飞的光彩与辉煌。
“莫为浮云遮望眼，景致长宜放眼量”。期待上海在迈向卓越的环球城市的新征途中，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书写改革奋进新篇章，不辜负历史授予的重大机遇！
【口述人简介】
叶龙蜚，1942年3月生。曾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等职。1988年5月起，卖力上海市外国投资事情委员会预备事情；1988年6月至1995年3月，任上海市外国投资事情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期间先后任上海市公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上海市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做了大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