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住堂”的建造经费,来源于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师长西席。

黄奕住

奕品建筑设计排版 常用设备

黄奕住(1868年-1945年),福建南安人,1868年12月7日出生,祖上世代务农,父亲一辈子垦植,母亲替人纺纱,家里一贫如洗。
黄奕住是家中宗子,五六岁时就被父亲送去学堂读书,后因付不起学费,被迫失落学回家,帮父亲种田。
为了贴补家用,黄奕住12岁起随着伯父学剃头。
3年后,他自己挑着担子走村落串乡为人剃头,受尽歧视和欺凌。

1885年春,黄奕住随亲友赴南洋。
关于他赴南洋的缘故原由,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某日,黄奕住为一豪绅剃头,在修容时,该豪绅溘然咳嗽,黄奕住冷不防,手中剃刀落下,割伤其额角,豪绅顿时大发雷霆、呵斥年夜骂,扬言日后再找他算账。
黄奕住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连累,决定赴南洋避祸。
家里没钱为他买船票,父母卖了祖传的一丘田,得价36个银元,助他漂洋出海。
他乘的船,是长他两岁的黄仲涵的木帆船,船票费可以欠付——30年后,黄奕住和黄仲涵都成为印尼“糖王”。

经由颠簸和流落,黄奕住经新加坡、棉兰等地,落脚于荷属殖民地爪哇岛(今属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市。
起初,他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活非常艰辛。
白天,他挑着剃头担子,到码头上找华工剃头;夜晚,只能宿在妈祖庙内。
到了第二年春,他攒下的一年工钱,只够偿还欠付的船票费。

两年后,黄奕住已粗通方言,和当地华侨、华工熟络起来,大家都叫他“剃头住”。
有一天,老华侨魏嘉寿对他说:“像你这样做剃头匠,贫苦的日子恐怕永久不会到头,何不做点小买卖呢?”他一听,急速表示乐意转业。
魏嘉寿见告他,可以改做小贩试试,并借给他5盾(荷币)作为本钱。
黄奕住接过钱后,即把剃头工具用破布一裹,扔进了大海。

从此,黄奕住作别剃头匠生涯,成了挑担小贩。
最先,他深入村落庄和土著部落,贩卖杂货、咖啡和糕点。
1891年,他开了个“日兴杂货店”。
不久,杂货店又变成了批零兼营的“日兴商行”,买卖做得非常顺手。
1897年,黄奕住已拥资近百万盾,先后在中、西、东部爪哇设立了“日兴商行分行”,并成立了“日兴株式会社”。
后来,黄奕住利用当地盛产蔗糖的条件,开始经营蔗糖贸易。
到1913年,他的资产已达到300至500万盾之间,跻身印尼“四大糖王”之列(另三位是黄仲涵、郭春秧和张永福)。

“要想富,就学黄奕住”

1914年,第一次天下大战爆发。
这一期间,黄奕住的蔗糖买卖几落几起,历尽风险。
有一次,他大量买进蔗糖,却遭遇糖价大跌,一度濒临破产。
直到后来糖价上涨,他才得以峰回路转,起去世复生。

最有戏剧性的一次,发生在一战结束前夕。
有一天,三宝垄火车站附近某蔗糖客栈着火,黄奕住携宗子黄钦书前去察看。
黄钦书好动,喜登高,一见被烤焦的成堆糖包,就攀登了上去。
到达堆顶,他无意中创造,着火的实在是外围,内层糖包无缺无损。
他跳下糖包,就把这一情形奉告父亲。
黄奕住当即找来客栈老板,说要买下这里的所有糖包。
老板闻言,当即以每包2盾的价格,将客栈里数万吨糖包悉数出售。
双方银货两讫,各自得意……哪里想到,不久,一战结束,糖价涨势迅猛。
到了1920年,糖价已猛涨了50多倍。
黄奕住以每包2盾买来的数万吨蔗糖售出,获利甚丰。

到一战结束前后,黄奕住已成千万财主。
他一跃致富的故事,迅速在他的福建家乡流传,闽南当地有一句盛行语:“要想富,就学黄奕住。
”多年往后,他的传奇经历,还被上海的小报编成了“世说新语式”的笔墨,让人“拍案称奇”:

黄君……少贫,习理发业于爪哇,落落无所遇,会其地有某大糖商,籍闽之泉州,一见深器之,谓其品性醇厚、资质聪慧,而式样亦似非长贫贱者。
一日,又值理发,相与闲话,某问黄君何不为商?以缺少成本对。
某笑曰,是不难,吾货栈中弃糖满地,子可往拾之,簸其尘秽,贱值斥售亦可得白金,用之设小肆,则绰乎有余矣。
黄君称谢而去,即责令往告货栈之司事。
既得弃糖,顾不即售,亡何?糖价飞涨,始货之。
竟得五百余金。
此五百金者,实为黄君发轫之第一批成本。
由此操奇计赢,机缘奔凑,驯(迅)至三千万之富云。
(梅瘦《中南银行与黄弈(奕)住》,1937年7月13日《上海报》)

“报告馆之晤”,首创中南银行

1919年,51岁的黄奕住决定回归祖国。
动身前,有人曾劝他:“你坐拥金山,哪里不是利益所?”他一笑应之:“我身为中国人,怎么能受人剥削、仰人鼻息、隶人国籍呢?”

4月起,黄奕住在厦门鼓浪屿定居。
他带返国内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
有人推测,最低数字该当在2300万美元(约合中国白银1600至1700余万两)。
这些钱,不少被黄奕住用来捐助福建的公共奇迹。
例如,他曾力挺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年夜方捐赠图书和设备。
至今,厦大仍保留着“黄君奕住,年夜方捐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纪念碑刻。

返国后不久,黄奕住就把投资目光瞄准了上海。
上海是工商大埠,到底该投资什么项目呢?他决定亲自投石问路。
黄奕住在厦门逐日必看《报告》,以为主持《报告》的史量才一定见多识广,于是打定主意,登门拜访,“我以华侨资格,去拜会社长,他总会见我的”(章淑淳《我与中南银行》)。
他们一行人轻车简从,来到了汉口路上的报告馆。

史量才(本报资料)

听说,史量才起初以为对方是一样平常访客,并没把他放在眼里。
后来有一则宣布,曾描述过这次“报告馆之晤”:

(黄奕住)首至报告馆拜访史氏。
惟侨胞素性朴实,故服装均极朴素。
维时,史氏于接见黄弈柱(即黄奕住,原文为错写——引者注)时,见其类似乡愿,殊不知为赫赫有名华侨富商,故晋接之倾亦不甚重视。
嗣黄氏询史氏云:本人欲在祖国经营一最大奇迹,应从何方入手?史即漫应之云:以开银行为最好耳。
旋黄复称:若开银行,究需多少成本?史称五十万亦一银行、一百万亦一银行,听君自择。
黄氏聆言,即夷然示不屑状云:祖国设一银行,岂只此浅浅者即可举办耶?史氏资质颖慧,闻言之下,即知黄为非常人物,乃即转其口风云:顷余所言者,为一样平常最少小银行耳,如果酌乎个中,则一二千万成立一银行,始可有为也。
(虎吼《史量才与中南银行》,1934年11月18日《时期日报》)

经由几番交往,黄、史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中南银行。
“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
”在史量才引荐下,黄奕住结识了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胡笔江,晤谈甚欢。
他本拟出资一千万元,独资经营银行,胡笔江见告他,海内商业银行“皆在五百万元以内,且以股份公司任务有限为宜”,遂定第一期缴足成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

1921年7月5日,中南银行在上海开幕,总行设在汉口路4号(后为110号)。
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理,史量才等为董事。
据宣布,“当日柜面收入存款银洋,共合五百余万元,查侨商组织银行,此为创始,而成本之雄厚,亦为商业银行所仅见”(《中南银行开幕志盛》,1921年7月6日《报告》)。
中南银行成立后,黄奕住来往于厦门和上海之间,其子黄浴沂于1928年任中南银行协理(1939年胡笔江去世后任总经理),代表父亲参与经营。

中南银行大楼,汉口路110号

不久,中南银行就取得了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同的银行券发行权,成为北京政府治下的三家发钞银行之一。
1923年3月起,它还与盐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统称“北四行”)联营,成为“北四行”的中坚,先后成立了四行联合业务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并建造了著名的“四行仓库”。
1932年,四行储蓄会拨款500万元,在上海跑马厅北侧建造国际饭店。
1934年冬,高78米的国际饭店建成,四行储蓄会随即迁入业务。
国际饭店雄踞上海,保持了“中国第一高楼”之名达50年之久。

与李登辉交集,与复旦结缘

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之际,正是复旦校长李登辉在江湾大兴土木之时。
1918年1月,为筹建复旦新校园,李登辉赴南洋募捐。
6月,他筹得华侨帮助的15万元款项返沪后,即在江湾购地70亩。
7月,他向毕业学生表示,江湾校园“近由美国来华之工程师穆飞氏(即墨菲——引者注)估计建筑费”(《复旦大学中学毕业纪》,1918年7月3日《报告》)。
1920年,奠定复旦永久校基的蓝图,就在江湾垂垂展开。

墨菲设计的江湾校园,原来规模伟大、气势雄伟。
由于资金所限,1922年校舍落成时,只造了三幢楼:办公楼、传授教化楼和第一学生宿舍。
复旦老校友于右任曾说过,当母校迁至江湾时,仅此“三座屋宇”也。
这“三座屋宇”,呈品字形排列,雕梁画栋,飞檐翘角,被称为“黉宫”。
个中,办公楼坐南朝北,由黄奕住捐资一万余元建造,建成后被命名为“奕住堂”(1929年添建两翼)。
它与坐西朝东的传授教化楼“简公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捐建)、坐北朝南的第一宿舍一起,构成了江湾校舍的最初形态。

1921年建成的奕住堂。
复旦档案馆藏

提到捐建奕住堂,我一贯有一个疑问:黄奕住为什么会捐资给复旦?他又是什么时候认识李登辉的?有人说,史量才之认识黄奕住,是源于1919年复旦校董唐绍仪(唐少川)的先容。
此说的依据,是校长秘书季英伯的回顾文章《李校长与其培植复旦之略历》(《复旦同学会会刊》1933年第2卷第7期),但我查了这篇文章的原文,“嗣由唐少川师长西席先容,得到简氏(指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引者注)大宗捐款”,文中并没有提及黄奕住。

实际上,有关黄、李相识的史料很少,两人生前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现在,我只能通过李登辉的活动轨迹,来拼接一下他俩的历史交集。

第一,李登辉祖籍福建同安,1872年生于印尼爪哇岛西部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他与黄奕住既是同龄人(两人相差4岁),又同籍福建。
1890年,李登辉赴美留学,后毕业于耶鲁大学。
1901年上半年,他回到巴达维亚,任当地耶鲁学院(又译雅鲁学校)校长。
耶鲁学院后因经费不敷,交由当地中华商会接办。
而黄奕住曾任印尼中华总商会财政董事,管理中华商会所办学校的经费,两人有时空相交的可能。

第二,1904年冬,李登辉返国。
1905年李登辉来到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到复旦公学任教。
1918年上半年,李登辉赴南洋募捐,得到了印尼福建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帮助。
此时的黄奕住,奇迹正如日中天,李登辉极有可能与他会过面。

第三,对付寰球中国学生会,李登辉向来倾注心力。
查1920年代初期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年鉴》,李登辉险些每期都荣登“本会创办人”“董事”之榜,而恰在同时,黄奕住被列名为“资助本会最力者”。

第四,1921年中南银行预备时,在《中南银行招股宣言》中,除了“创办人”由黄奕住、史量才署名外,还有一百多名来自各地的“名誉附和员”署名,李登辉便是上海的“名誉附和员”之一。

综上所述,黄奕住与李登辉,很可能在爪哇就已相识;他们的联谊,最迟也不会晚于黄奕住返国之时(1919年)。
而且,从黄奕住捐建复旦(后成为复旦校董)、资助寰球中国学生会等行为来看,黄、李二人的私情该当也不错。

重新仿制的复旦老校门。
本报张春海摄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
复旦“三座屋宇”中,第一宿舍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简公堂则被掀掉屋顶,后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当年雄姿。
唯有奕住堂,在抗战中保存无缺。
一贯以来,它与简公堂并称为复旦最古老的建筑。
几年前,简公堂被拆除重修,奕住堂就成了复旦现存唯一一幢历史最悠久的老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复旦校史上,奕住堂曾一贯被写成“奕柱堂”(多少年前校史馆门口设置纪念勒石,也刻有“奕柱堂”三字),这与黄奕住的名字常被错写成“黄奕柱”有关。
事实上,在当年报纸上,黄奕住的名字还有“黄奕柱”“黄弈住”“黄弈柱”“黄羿住”等多种写法,这当然是因人工排版误植所致,但也反响了黄奕住的一向低调。
好在,近年来已有复旦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证和辨正(拜会王晴璐《“奕住”还是“奕柱”?——黄奕住平生述略兼姓名辨正》一文),相信假以时日,这些错讹都会得到改动。

复旦奕住堂(校史馆)门口的纪念勒石,刻着“奕柱堂”三字。
读史老张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奕住从厦门搬家喷鼻香港。
1938年5月,厦门沦陷。
日方派人赴港见他,劝他出任伪职,他武断表示:“宁肯破产,决不事敌!
”结果,他在厦门的企业悉数被日本人侵略。
1938年冬,他避居上海租界。
1945年6月5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77岁。

黄奕住晚年,与复旦是否再有联系?与李登辉校长是否还有交集?不得而知。
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奕住堂,作为历年的办公楼、图书馆、中文系、经济系和校史馆“屋宇”,已与复旦人相伴了一百多年……

复旦人会永久铭记他。

栏目主编:黄玮 笔墨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供应。
题图为奕住堂(今校史馆),读史老张摄

来源:作者:读史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