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之前就由于事情采访认识了徐天进，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张图。
啊，奈良美智玉琮！
！
又有一天，从河南三门峡回杭，写了一篇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大会的歪楼稿子，徐老师在圈里留言：楼再歪点更好！
很多很多个一天，在圈里坐等他的手绘和书法，随便放几张——
相信不会有人以为以上铺垫太长，觉得还没看够有没有？即便不认识他，看完这些，足够圈一波粉。
这两年，当然，我更多是在浙江的考古现场、讲座现场捉到他，衢江孟姜村落土墩墓群遗址、长兴碧岩土墩墓群，安吉，当然还有良渚。
往后，我们可以在良渚博物院随时找他，听他说3个小时，停不下来，也不想打断，直到夜幕降临。
本日，2022年4月14日，良渚博物院官宣了新任院长：徐天进。
艺术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家？
不知道，也不主要，在我看来，他=无限可能。
但为了正经一点，我问，徐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一段个人先容。
他回：没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即可。
上学在北方，写论文在北方，北大的工地也都在北方，没有在南方做过发掘。我想让徐天进讲一讲曲村落的传奇故事，他说，最传奇的是，为什么我都退休之后，又回来了呢？
听他说。
徐天进和徐天进。超喜好海报上这张照片
“我本来想退休回浙江，给我的学生看看探方”
我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回老家浙江永康，长到小学毕业，父母因事情缘故原由到了陕西，我又去了陕西。
但南方的烙印烙下了，我走到哪儿都爱吃米饭。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和袁靖高下铺，我们两个都爱吃米饭，就像河南人、山西人到哪都要吃面条，面条没吃这顿饭觉得就没吃过，吃便是最大的文化。但在我们考古研究中，吃这块就缺。民以食为天。
（蒋卫东接）地是什么？是措辞吗？连接到良渚，便是琮和璧的关系。没有比这更大的事。
为什么又回浙江了呢？这个我也一贯在想，冥冥之中哦。
最早我的学生罗汝鹏（插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布告、商周考古室主任，大家亲切地叫他萝卜丝）回浙江的时候，我自己有个私心，他回来之后，这边有考古工地，我退休之后，就去他的工地帮他看看探方。这么多年，我一贯没有在南方发掘过。原来，陈元甫老师在挖原始瓷窑址的时候，就谈起过想住一段韶光，动动手，但一贯没有机会。我对毘山和下菰城又“铭心镂骨”，未来，浙江先秦考古会有一个爆发点。我一贯以为在那个区域有可能会有三星堆那样的创造，跟刘斌还畅想过很多次。
但是没想过到良渚来。
对付良渚，我很忐忑，不敢来，有很多障碍。我几次再三说，我究竟能做什么，假如什么事儿也做不了，就不应该来。良渚对浙江来讲，对中国来讲，是天下文化遗产地，出发点这么高的地方，做出来的事情，要跟它相匹配。
最大的障碍，我不是做史前考古的，良渚的内容和我自己研究的内容不一致。做良渚的人有这么多，每个人水平都比我高，我会担心业界说“良渚怎么搞的，再没人了是吧”。浙江公民也禁绝许啊，我们这么多良渚的专家，为什么要选一个外来的专家？
对我来讲，来了之后能做什么，是最头疼的，其他的我倒没考虑太多，也到这个年纪了，其他的事儿考虑得少。
良渚对我来说不算陌生，也常常来，桐乡新地里，反山、瑶山当年的发掘现场也去过；和良渚几任院长的联系也很密切，在北大的时候，带北大考古夏令营来过，互助办过展；每次回老家途经杭州也会停一下。但这种浮光掠影的经由，和自己下过功夫挖过还是不一样。
希望能在良渚，把我原来对博物馆的想法，借良渚博物院全体好的平台，按空想的状态，引进一些新事物，跟良渚的内容做有机的结合，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打个比方，一个餐馆根本已经很好了，怎么连续供应一道道精彩的菜品，让大家回味不断，让食客相继而来，要排队、要预定，能做成这样，就很好了。
“博物馆是浸染于社会的保健品”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不雅观念，是否跟上了同等发达的水平，是特殊须要博物馆人思考的事情。
摆东西特殊随意马虎，把最好的东西都借来，给它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就够了。我们的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浸染于社会，帮助到社会，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它不是灵丹灵药，很多社会病治不了，但可以当做保健品对待，一贯和这个东西保持联系的时候，身心可能会比较康健，三不雅观可能会比较正，这可能须要博物馆很多行为、活动一点点去做。
现在很多博物馆的展览偏伟大叙事，但科学的、知识性的不足。我们用文物来说历史，没有真正涉及到博物，也比较少涉及到科学，也比较少涉及到真正的知识。我一贯说怎么样让不雅观众自主地读懂博物馆，还能举一反三，要达到这样一种功效的话，展览的空间也还挺大的。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在周围溜达，碰着干活的农人，就会问问他们，你们知道这儿在干什么吗？他们答：不知道，挖墓嘛。再问博物馆建好了之后，进去过吗？答：没进去过。
遗产地和所在地的居民，我以为该当是有一个最密切的关系。当地居民要理解遗产地的代价和它的意义，在跟前的事儿都不知道，那不应该。良渚也是这样，我以为我们也有一个任务和责任，对他们做一个交代。
“不变的东西，才是根本”
在北大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实验性的展览，也常思考我们的学术机构、教诲机构，究竟什么样的是好展览？
我们和良渚博物院在北大做过一个展览《权力与崇奉——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之前，我们做了周原青铜器的展览，做了何家村落金银器的展览，做了吕氏家族墓的展览，做了一些学术的展览，北大的赵辉老师、秦岭老师，和良渚的关系特殊密切，我们说青铜器、金银器、陶瓷器都做过了，玉器选在哪儿？良渚吧。
说是做玉器的展，但不能就玉器说玉器，物是玉器，谈论的话题，可能不但是玉器本身。
“权力与崇奉”这个名字，是在马东峰院长的办公室定的。刘斌、方向明、赵辉、秦岭都在，我们一起谈论，讲礼乐文明离不开良渚玉器，讲国家形成也离不开良渚玉器，讲原始宗教崇奉也离不开良渚玉器。
对付先秦考古所谓礼乐社会的基本认知，一个是资源与社会，一个是艺术与崇奉，这是我们要谈论的方向。
比如艺术和崇奉的关系，从史前社会一贯到本日，都是分不开的关系。崇奉的表征，大量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反响。我刚才出了良渚做事区的时候，还拍了几张照片，跟抗疫有关的赤色。颜色是一种崇奉，不是大略的颜色，比如漆的红，陶的黑。
当你捉住核心的东西，对古代天下的认知，不会局限在某一个韶光段上，会一下子打通。考古和历史，会谈论变和不变的关系，考古特殊重视变，讲分期，讲断代的时候，特殊重视细微的各种变革，琮的变革也好，璧的变革也好，抠得特殊细，但有时候会忽略那个不变的地方。
什么是不变？我一贯说，不变的东西才是根本，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根本的东西给它找出来？这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特殊主要的面向。
比如权力和崇奉的这种关系，我以为是良渚玉器的一个核心，原来谈论的神权军权王权，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表现的，但在主流博物馆，没有办法做更多的阐明。权力的巩固，须要用崇奉来完成，要变成一种崇奉，光靠权力弗成，要塑造一个崇奉的工具。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良渚玉器、良渚文化，大概比仅仅看良渚，看到更多的东西。
“考古有边界，不是万能的”
考古有边界，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回答，哪有那么大的本领？我们能知道的古代天下是小小的一点，不要说古代天下，就算是我们身处个中的天下，我们能懂的也便是一点，大部分是不懂的。笔墨见告我们的，我们都不太懂。
我们从事这个学科久了，爱得深了，深陷个中，会把它当成一种崇奉，以为无所不能，以为挖它就有啥。但考古是科学，这是条件。科学的核心是什么？是真。求真是科学最主要的标准，一旦求真，便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是真。过去傅斯年师长西席提的口号，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考古该当秉持的原则，我们心里要特殊清楚，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不能自绝于时期的潮流，身处其外。即便在里面的时候，心里要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比较恰当地可以参与的，哪些可能是不可以的。
最近有很多人在谈论，考古学有什么用，写了很多文章，我们彷佛一定要回答有用还是没用。
什么是有用？
我读到韩愈劝他孩子读书的一首诗，以为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办理了。“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人不知道古今的话，就跟马牛穿褂子一样，它还是马牛，只不过穿了个褂子。我以为这个很能解释这个问题，人如果没有考古，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完成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人的一种本能。良渚的玉器跑到三星堆，当然不是直接的传播了，时期、空间隔了那么久，一定是对过去的不管是好奇还是什么也好——就跟人到了一定的年事，一定要回顾上学时候的事儿。
过去，考古要跟金石学割开、撇清关系，中国的考古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科学。金石学证经补史而已，它没有科学的方法。这种差别的确存在，但是现在的考古学的证经补史，我以为一点不次于宋代，宋代还比较靠谱，有笔墨的东西，来证经补史，我们现在都是靠良渚的陶器玉器，证经补史，究竟有多大的靠谱，没法验证。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千篇一律，证经补史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不要轻视证经补史。
“审美的工具是韶光”
金石学还有其余一个传统，反而被割掉了，便是审美。金石学很主要的一块是鉴赏。鉴赏带来的精神上的改变，不亚于证经补史。
我自己是研究商周的，拓本很主要，对铜器的花纹、铭文的书体，就会轻微格外关注一点。每次看良渚的陶器，我都特殊冲动，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玉器反而没什么特殊的觉得，玉器除了花纹的工致、风雅，那种不可思议以外，单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没有特殊的艺术性可言。但陶器不一样，它对空间的讲究，是生活美学，它影响到书法、审美里面的古意。传统中国审美里讲古色、古意，什么东西特殊新的都不太好看。古色、古意这样的一些审美，在考古圈里，我以为最缺的是审美。
当下有种极其丢脸的书写体，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用这么丢脸的书体，一些考古、文博类的活动里也在用，本来考古该当是最有审美的一群人，由于一贯打仗的是最美的东西，从史前一起过来，打仗了历代这么多经典的书体，居然没有人去用，现在用电脑上做出来的极丑无比的字，而且泛滥。
我们说文物的几大代价——历史代价、科学代价、艺术代价，等等，历史代价用得是最多的，但艺术代价，用得相对有点差，直接表示在文创上。
我们离真正的“好”还远远没有做到，问题出在，我们对审美代价的研究不足，做文创设计的人理解得更不足，最大略的便是把符号拿来直接用在所有能用不能用的地方。
比如前段韶光，兵马俑在贵州的展览，把兵马俑做成冰棍，先脑袋一口，身子再接着吃，我以为这也不得当。虽然这是一个卖点，但是这个卖点用在什么地方要思考。文创里面类似这种事情，很多。
设计者对文物本身的理解，是第一步的，理解完了之后，要转换成本日日常生活的东西，哪些方面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得有个取舍。
现在的文创觉得是旅游地的旅游纪念品，虽然须要有，但是旅游地的纪念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什么？质量差、价格低廉。我们要做的文创，一定是最好的产品，不是旅游纪念品，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首选的产品，会用得最久的东西。而不是搪塞游客须要的一次性产品。如果不雅观念转变之后，对产品开拓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条件，学术研究要跟上，设计制作也要跟上，两者变成一体的时候，才可以。
比如良渚玉琮，图案究竟美在哪里，设计的理念是什么？这种几何究竟是怎么样的设计？包括颜色，这种分外的颜色。良渚玉器的颜色，便是一种审美的工具。玉琮的鸡骨白，这是几千年的韶光勾留在器物上带来的变革。中国审美里的古色——审美的工具是韶光，那种旧，不是旧本身，是对待韶光的一种态度。
回到考古上，考古真的没用吗？
对付动物来讲真的没用，但是对付人来讲，浸染太大了。它能让这个人变得真的像人，它和音乐、艺术是一个道理，诗歌、文学所有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用途，都是由于人。几千年文明的进程，很主要的事，人要很自觉地，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人。
本文为钱江原创作品，未经容许，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统统作品版权利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法律路子深究侵权人的法律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