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梅湾街，对梅湾街的掌故也略知一二。梅湾街习气叫梅湾里，分外梅湾和里梅湾。
梅湾街的街口，东起南当弄(现南湖大桥北堍下道路约200米处西侧)，从街口到中段波折处称外梅湾；再从这里东起徐家大宅，西至街底五龙桥，称为里梅湾。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有人在此植梅因而得名，后人称此地为梅墟；清末民初又有陆氏“缺园”，植超山梅百本。另有一说，街因弯曲状呈梅枝形而得名。近街底南侧西南湖水域是个湖弯，由于湖状波折，宜于泊船故称其湾。史料记载，自明代起辖属五龙坊，因街底旧有五龙祠及五龙桥，故名。
过去称街者，言傍街必有河道，故有“一街一河”之说。梅湾街也不例外。原外梅湾下岸南侧(靠河边的民宅称下岸，不在河边的民宅称上岸，老嘉兴人皆知)是永生桥河，东接东、西米棚下之间的通济河，西通徐家大宅东南旁的西南湖。河上有三座桥：东为米市桥，南通西米棚下；西为不雅观音桥，南通南湖滩；中为永生桥，北通南当弄。
从永生桥河南岸至南湖滩，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师长西席1905年创办的南湖学堂了。当年女革命家秋瑾曾两次借视学为名来南湖学堂，会晤褚辅成等在校门口四面环水的分水墩上(清代称放鹤洲),商榷推翻清廷革命大计，并寓于此校，1906年，褚辅成又在梅湾街口南侧创设开明女校，自任校董，由曾任绍兴大通学堂校长姚定生之甥女王琬青(别号钱王琬)主持校务，该女校后改名为南湖小学分校，平常叫梅湾小学，开办至上世纪70年代止。
南湖小学分校的斜对面有一口井，称之“盐井”，此井已有上百年历史，近今才废。据庄一拂《褚辅成师长西席年谱》稿载：“1873年褚辅成师长西席生于嘉兴南门梅湾街盐井弄。1876年4岁时搬家南门西米棚下”，其街口盐井的地方即是从前的盐井弄。
褚辅成除创办南湖学堂外，清末还在梅湾街底的五龙祠创办养真小学(后改名为五龙小学),校长褚惠子。韶光不长，在民国初年已经停办。
从南当弄街口进入外梅湾，就能看到下岸河除有几户石库墙门外，两旁都是砖木构造的两层楼房，俗名“一门三吊闼”。这些楼房年代久远，样式相传为南宋遗构。楼房临街一扇蝴蝶门和四块上有吊窗的木板窗，故也称“二门四吊闼”。梅湾的这些住户，大多比较股实，在市井中算得上是中等人家了。
梅湾有名望的大户都集中在里梅湾，单徐家、沈家、褚家、黄家这四家所建的大宅，就占去梅湾街的半条街。这些石库门都建有门楼，显得高耸。大宅依湖而建，尽占西南湖风光。便是外梅湾的几户石库门也依河而建，没有一户石库门是建在上岸的。里梅湾上岸为平民住宅。
徐家大宅由四座传统墙门庄组成建筑群，沿街长百余米，往西依次是沈家、褚家。黄家隔壁于此，其宅紧傍后湖，湖面最为宽阔。
褚家老宅建于清末，虽面阔仅两间，但门楼进深至湖岸，门庭不是很显耀。宅主褚杏轩是一个贩子，原是永瑞兴布店老板。30年代初，褚杏轩与鲍介之等五人耗资五万银元，在北门丽桥堍建起了旧嘉兴最高大的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四层“永瑞兴”大厦，创办国货公司。
抗战后，大厦与毗邻的“高锦华”绸锻店一幢大楼合并。解放后，曾为嘉兴第一百货公司、商业大厦批发站等。褚家在南门颇多房产,包括日晖桥当年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处的旧址,还出资重修金明寺大殿及西施水阁。
据褚杏轩之孙褚文尧听上代人说，当年韩国独立党魁脑金九常去他家居住(见《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36期《关于(金九在嘉兴)的几点解释))。
与褚家毗邻的黄家,其大宅面阔三间,门楼、穿堂、天井、厅堂，三埭进深。前两埭建于清末，靠湖的后埭两间西式建筑,建于30年代初。竣工后,即请永明电灯公司与褚家一起装用电灯。其时，褚家已有住宅电话。
宅主黄赞庭,举人出身，旧为南门名流。抗战前，在西米棚下开“升泰”米行，是梅湾街颇有势力的人物。凡邻里轇轕、房屋田产转让,乃至打官司，都请其出面包管。
从前，参与褚辅成创办的禾丰造纸厂。其弟黄献庭,民初方向革命,参与上海“全浙公会”。民国前期曾任上海的肥缺局长:税务局长。
1927 年往后，褚辅成常住上海，一度领导“全浙公会”，其间黄献庭与褚辅成常常往来。1924年，我父亲跟随黄赞庭曾到过他在上海的家中。宅园豪华，已有外国入口豪华私家马车，钢琴、电话及家用电器设备，一应完好。
褚家、黄家两座大宅，目前正在第一批重修规复。过去的石库门，除大门外，沿街都辟有单扇石库歪路。过去双扇的叫门(正门)，单扇的叫户，合称起来就叫门户。平时只开歪路,大门只有到婚丧喜事、接待主要人物时才开启。现重修中的这些大宅，没有这扇歪路。歪路已经消逝了。
进歪路大多有陪弄,或连廊走道，直通河埠。歪路白天总是开着的,除出人方便外，还供上岸人家到河埠打水、浣衣。大户人家的河埠，还备有本制的水凳，水凳长有三米,水涸时伸向河中。
居下岸大户者，前街后河，前埭一旦失落火，后无退路，无可施教.故毗邻两家辟有边门于隔墙，互为后门，使两户相通；又设一六角形小窗，称之“搭扯窗"。
平时作两户举谈之用，发生火盗险情，则可退可呼，为安全戒备方法之建筑。此门此窗，过去水乡下岸人家服为普遍采取，但其功能现已被人遗忘，常将其堵塞或拆除，
马头墙为江南传统建筑的特色，而圆头型风火墙独为嘉兴特色，凡堂楼、厅堂屋脊的墙，均以沿山墙曲线围置，一人之高，犹如樊篱，曾是梅湾街建筑上的一大景不雅观。
过黄家大宅不远，西侧是褚辅成寄子陈桐生的家。当年韩国独立党魁脑金九在褚辅成师长西席帮助下，避难于此。金九在他的(白凡逸志)一书中回顾说“...这是建在河边的半洋式屋子，由窗外可看见秀纶纱(丝)厂(按:秀纶丝厂为褚辅成创办,位于五龙桥南堍),风景极为幽美。”
陈家后边的西南湖即是湖弯，附近便是五龙桥。此弯为捉鱼鸟船集泊处，也是当年船娘为金九泊船放舟的紧张地方。
过去的西南湖,湖面开阔。北岸依水千家，南岸蟹舍渔村落，极饶水乡胜概。放眼古寺、古塔、湖堤、石桥，旁观成景，诚一方之大不雅观。金九所提及的“风景极为幽美”，确为旧嘉兴视野最佳的地方，事实上也原来是宋、明时期嘉兴的紧张游览区。
清初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即因作者祖居西南湖而取名，开卷第一首便是“依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历代大墨客苏东坡、陆游、杨万里、萨都剌、张尧同等都慕名来游，吟咏不绝。凡写代表嘉兴田园风光、水乡风貌的都离不开西南湖。
梅湾街底的五龙桥(比现存的秀城桥大)，桥跨鸳鸯湖，桥东为鸳湖，桥西为鸯湖，桥南小径直通真如塔。古有习气到五龙桥头、湖堤放鹞纸为戏赛，此俗之盛延至解放初。梅湾街由于地处市梢街，春秋远足，附近农人进城，那出入此梅河街上五龙桥。
2里梅湾东端是徐家大宅。全体建筑群占地的一万平方米，为嘉兴现存保留下来最大的传统民宅，基本保持着清末民初范例的嘉兴传统建筑风格。
小时候，我常去徐家，因祖父辈与徐家有亲戚关系。宅主徐老德生二女五男，宗子徐友卿排行第三(称三房)，与徐老德同住此宅。
这大宅是徐家建成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宅屋。沿街门楼，面阔五间，中为石库门，余四间门楼，二十四扇黑漆落地长窗，门前有长条石板铺道。大宅三井三埭，每埭有风火墙，形成三道墙门。西旁另设暗弄，长近百米，直通河埠。
两堂楼与门楼高下贯通，俗称“走马堂楼”。节门上方有砖雕，上刻四个大字——“吉祥余庆”。前后堂楼屋脊，各立一对鸟状饰物。据知旧时脊端之饰、鸱吻之类，极讲等级,历为民宅禁用。
大宅未造前，原址是两间“一门三吊闼”的楼房。大宅竣工于民国三年(1914),当时徐家正逢茂盛，宅主徐老德五十开外。落成时，除三房徐友卿已成家外,别的几个弟兄还未婚娶,故尚未分家。
家逢盛时，人丁茂盛。时大宅内家人、佣人、丫头,每顿要坐满两桌人。当时新屋落成，引来了成群麻雀，视为吉祥,其实在厢房里堆满了许多稻谷。其时徐家已在经营米行。
清末民初，东、西米棚下有"戚五丰”、“公盛”、“吴大昌”、“升泰”及“壮盛”多家米行，但都比徐家“徐信成”米行小。两年后徐家在宅屋西旁又开始兴建第二座大宅，归四房，与第一座大宅在沿街东西墙角下立了界石，称“徐怡谷墙界"取堂名“怡谷”。
徐家大宅在建造时还有一事可提。当时有人得知徐家建宅，便砍去了南湖学堂前放鹤洲数株上百年的风景大树，卖给了徐老德。
此事后被褚辅成知道，视为私伐古木、收购公物之为，便与徐老德论理。徐老德被迫在大宅东墙小弄底原不雅观音桥湖边，建了五米之宽的公共河埠作为赔偿。而放鹤洲从此荒漠。
徐家的发迹，除经营米行外，还有数处田产。其余还在塘湾街上开有“志源号”银号，下塘街口有“鼎丰”当铺,南堰的油车以及丝行街上的“万生”酱园。
徐家的祖上，据(嘉兴市志)载:“嘉兴徐氏。南宋末，徐彦明为嘉兴令，遂居家于海盐,其后裔一房于明代初赘居嘉兴乡间，因而落籍嘉兴,嗣后其后裔搬家嘉兴南门梅湾街”。
这座大宅，平时很生僻，三道墙门紧闭,平时从歪路出入，门庭很冷落。徐老德本人平时嗜酒如命，每晚要喝得酩酊回家。但为人极其吝啬,家人出去开门，百米暗弄漆黑一团，不许点灯，摸黑上楼。除吃酒外,还抽点早烟，但从不抽鸦片，也不准下代人抽鸦片。
逢雨天,在大宅内天井、走道上，还自己动手铺上草包，不是防滑，而是担心地砖破坏。因民国初年还穿钉鞋(当时也只有富人穿得起),穿橡胶元宝套鞋这是民国十年之后的事了。
当时徐家，每顿虽有鱼肉,但鸡鸭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一碗霉菜肉常要炖上好几次,茶泡后要连同茶叶一起吃完。
逢到过年过节或徐家讨媳妇的喜庆日，徐家才层层墙门大开。临街大门口，一对石狮子旁,还要设两排叉灯(旧时灯笼挂在杆上，下有木制灯座，称之叉灯),叉灯高过大门，通夜不熄。节门、堂门、走廊还要挂上宫灯,使前后“走马堂楼”灯光映射。宴请来宾时，常设宴数日，大肆摆阔。
大宅造好五年，徐老德便过世了,时在1919年。去世的时候已有18个孙子,徐家家业开始由五个兄弟各掌门户。后来除了六房在北门猪廊下开设米行、另行建宅外，五房、七房均在里梅湾另建大宅，但已不及三房徐友卿家的规模。
1923年，徐友卿溘然病去世，去世时年仅50岁，留下六女三男(四男徐颂声，五男徐凤威，九男徐暂明)。不出几年,南门几房弟兄也先后去世寿命都极短，有的抽鸦片,家业便开始衰落。
从第一座大宅的兴建，前后兴盛不过二十来年,这时抗战尚未爆发。轮到徐老德的孙辈,便开始变卖祖上田产、家当。到第四代已经解放了。
另据现年72岁的施平奎(徐友卿的外甥孙)讲:“自懂事起，徐家已经败落,大多房产已经是人家的了。三房的后堂楼早在30年代初就已卖给“宝成银楼'主人鲍介之，后来鲍又转卖给地方财主林常生(外号林大块头,在马桥一带颇多田产)。抗战后，林又卖给其余一户姓徐的人家。
1948年大年三十下午,国民党一架飞机在南大营坠落,恰好撞在林常生在河东街家的楼屋上,林适在家中，楼毁身亡，旧为南门新闻。小时候,曾见门楼上供奉不少家堂,牌位有二三十块之多。听说徐家上代做过官,但只知道开过米行及酱园。”
这大宅日伪期间曾经住过日本兵，后来也住过国民党军队。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民党地征处职员有十余人住进了徐宅。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一部队受命炸毁五龙桥，炸桥时创造真如塔附近有驻军，误为解放军,桥尚未炸,双方先行开火,有两人中弹。
两伤兵因流血口渴而走进徐家讨水喝，却被地征处职员赶出门外。当年目睹此情此景的施平奎师长西席也弄不清，为啥自己人受伤后要赶出?
不久，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时任省立嘉兴中学校长的张印通(1950年8月当选为浙江省首届各界公民代表会议代表)溘然到徐家看望这批地征处职员,旋即一起出城欢迎解放军(施师长西席时在嘉中读高二)。
之后,这批地征处职员或随军南下或去了省城事情。原来居住在徐家大宅这批所谓国民党地征处职员，都是地下革命事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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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