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是播火者传播火种的地方，是革命者追求真理铸造初心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魁脑们初试锋芒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西城的光辉业绩，教诲和鼓舞了几代人，并将永久勉励着我们积极向上、奋勇提高。
我们力争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前发生在北京西城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故事，再现那个年代在北京西城这片热土上气吞山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文丨阮珍珍
原标题《从老虎尾巴到绿林书屋》
“在我的后园可以瞥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在中国当代文学馆的鲁迅师长西席专馆里，镌刻着这句经典语录。
这句大家都很熟习的话，出自《秋夜》，是鲁迅师长西席于1924年9月在其被俗称为“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写就的。后来，师长西席又将自己的书房戏称为“绿林书屋”。现在，就让我们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的鲁迅故居来一睹“绿林书屋”的庐山真面孔吧。
北京鲁迅故居入口
1923年12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小院。因屋子破旧不堪，于是他就自己设计图纸，重新翻修。他找包工、买材料，直到配玻璃、上油漆都一丝不苟。院子翻修至次年5月中旬落成。从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与母亲、原配夫人朱安搬至这里。这是师长西席在北京的末了一处住所，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岁月。此后，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他两次自上海返回北京探望母亲，也在此小住。在这所小院居住期间，是鲁迅师长西席在北京事情最繁忙、创作最兴旺的期间。当时的鲁迅，一壁以笔为匕首写文章与恶势力抗争，一壁还要保护受北洋军阀政府伤害的学生。南屋那间小小的客房，成了青年学生的避难地。也是在这个时候，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知到相爱。可以说，这所四合院不仅是保存最无缺的鲁迅故居，也最能表示鲁迅的性情和生活细节。
北京鲁迅故居院内
当我们仔细打量这所旧居，便能隔着时空，领略“绿林书屋”的丰富内涵。院中的南房，紧张用于会客、藏书。鲁迅藏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喜好用绍兴特制的一种木箱放书，这些箱子摞在一起便是书柜，里面放书，上面还贴有鲁迅写的编号；要搬家时，拎起来便可信运搬走，十分轻便。北屋的三间房，东边为母亲鲁瑞所住，西边是前妻朱安所住，正中堂屋是一家人用饭活动的地方。
最能表示师长西席独特构思的，则是“老虎尾巴”。这是从正中堂屋向外凸出的一间小小房间，像一条小尾巴接在后面，人们戏称“老虎尾巴”。这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事情室兼寝室，房间与堂屋隔开，可分可合。他充分利用借景法，在北墙开有大面玻璃窗，使后院景物逐一纳于眼中，这样设计不但是为了经济，还考虑到采光。鲁迅曾说:“北窗的光上午、下午没有什么变革”，“开北窗在东壁下的桌子，上午、下午都可以写作、阅读，不至危害目力。其次是可以从窗口眺望后面园子里的景物。”后院有一眼水井和鲁迅亲手种下的一棵黄刺梅，两棵枣树。这正是师长西席在1924年9月所作的《秋夜》中提到的枣树。窗下是一张木板床铺，洁白的床上放着两个枕头，枕面分別绣有 “卧游”“安睡”字样，为许广平的绣品，是她赠与鲁迅的定情之物。床上垫的和盖的都很薄，到了冬天，“老虎尾巴”里也不单独生火，是和中间用饭的屋子共用一个炉子。鲁迅曾经说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事情就被生活所累。”鲁迅正是这样，简朴的生活，勤奋忘我的事情，直到他生命的末了一息，“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在这间“老虎尾巴”的墙上，鲁迅挂上导师藤野师长西席像和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对联以自勉。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五个警察和一个○》的炭笔速写。这是著名油画家司徒乔1926年时看到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孕妇为孩子多讨一碗粥，被五个警察追打而画下的现实场景。鲁迅将画买下，挂于墙上，每天提醒自己“直面惨淡的人生”。一张长三屉桌摆在东墙下，桌子上有砚台、笔筒、马蹄表、带盖的茶碗、烟灰缸、闹钟等。书桌左角立着一盏不大的石油灯，蓝色的玻璃底座，白色透明的灯罩。在那个年代，这盏石油灯伴随着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桌子靠南是一个书架，里面放着茶叶罐、点心盒、花生筒等等。书架前挂着一件棉织物，从质地和图案看，也是十分古老和迂腐的。书桌北面是一个白皮箱，当年上面总是堆着各种书刊。西壁下是两把椅子和两个茶几。
鲁迅师长西席总是坐在桌前老藤椅上，喝着苦涩的浓茶，吸着烟，看着书，奋笔疾书。事情到疲倦时，就靠在藤椅上歇一歇或走动一下，看看窗外的景致。在这间约9平方米的小屋里，师长西席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集》《野草》等文集及大量翻译作品。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在此居住期间，鲁迅任国民政府教诲部佥事，同时又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关心着青年的发展，和青年们来往极为密切。他说:“我早就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付中国社会、文明都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 学生们常常去拜访鲁迅师长西席，王冶秋在《鲁迅和韦素园》一文中生动阐述了这一情景:“当时的西三条胡同，晚上险些是没有灯光的，道路也很不平，他们摸到21号，轻轻地拍着门上的铜片，女工出来开门的时候，鲁迅师长西席已经从北屋拿着油灯站在院里等着了”。而当谈到夜深时，鲁迅又总是拿着那盏石油灯，送他们到大门外，看他们远去了，才回来。鲁迅这种对青年至诚至爱的精神，给许多的年轻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以此鼓舞自己在斗争中奋发向前，一些人并因此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间书屋最开始是叫“俟堂”，对付“俟堂”的含义，好友许寿裳专门问过鲁迅。许寿裳后来写道：“……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意义，那时部里某一位主座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这种阐明，完备符合鲁迅的大无畏精神。
鲁迅师长西席将自己心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直接的诱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开展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联名在《京报》上刊登《对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武断支持学生驱杨。在这场斗争中，鲁迅与章士钊、杨荫榆及“当代评论派”文人学士们打了一场笔仗。他仗义执言，写了《寡妇主义》《并非闲话》《补白》《答KS君》等十多篇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和教诲部，鞭笞北洋政府。
1925年8月，北洋政府教诲部被迫批准杨荫榆辞职；同时敕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取代女师大。鲁迅再次与多数教职员同等抗争，组成校务坚持会，联结各界人士，反对政府终结女师大，支持学生抵制教诲部对学校的强行接管，在宗帽胡同另租校舍坚持上课。
在这次学潮风波中,鲁迅显示出了文人斗士的不屈形象，也因此被反动文人诬蔑为“学匪”。鲁迅听闻后绝不在乎，说道:“说我是匪,我便是匪,那又怎么样呢? 学匪就学匪吧! ”生性倔强而又诙谐的他, 索性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绿林”者，匪贼也。“绿林书屋”乃“学匪”之寓所也，鲁迅以此讽刺“君子君子”之流反动文人，光鲜地表白了自己的进步思想文化态度。他一度乃至有“啸聚山林”，揭竿为“匪”的动机,但终因自己手中只有一枝笔，不能成事，只能下决心连续当让“君子君子”们颇感不舒畅的“学匪”。他在学潮期间出版的杂文集《热风》的题记就专门注为:“一九二五年十仲春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就这样，鲁迅在这间狭小却充满昂扬斗志的小屋里，笔耕不辍。他的笔墨，他的精神，像一道道闪电，划过旧时期阴郁的夜空，为黎明前的中国带来了觉醒和希望。
参考资料：
《北京西城革命史词典》中心文献出版社，2014年
《鲁迅师长西席二三事》 河北教诲出版社，2000年
《鲁迅回顾录中鲁迅辞吐摘编》，上海公民出版社，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