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欧洲文化中传奇的中国形象带入地理知识视野的，既不是那些在中国出生入去世的冒险家，也不是在欧洲某处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阅读写作的学者，而是一个曾经漫游半个天下，齐心专心想去中国但终极也没能如愿的传教士一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儒安·贡萨列斯·德·门多萨。
1、一个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义务
门多萨修士从前去南美传教，1564年在墨西哥城加入奥古斯丁修道会，正值列格兹比率领西班牙舰队远征菲律宾，他也到了马尼拉，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从入奥古斯丁修道会那时起，他就希望去中国，这也是沙勿略往后他那个时期外方传教士的一个共同空想。
但门多萨并不交运，1573年他被调回西班牙，直到1580年，才受腓力二世之命，又率领一支传教团前往中国，但只走到墨西哥，就半途而废，这次远隔大洋了。门多萨再次失落望地回到西班牙，不久受诏去罗马，教皇让他写一本中华帝国通史。
1585年，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同年就重版于西班牙的瓦莱西亚与意大利的威尼斯。
到1600年，《大中华帝国志》的意大利语本已印出19版，西班牙语11版，法语本出版于1588、1589和1600年，“舰队年”(1588)伦敦涌现了英语译文，最初的德语、荷兰语译本面世于1589（法兰克福）与1595年(阿克默尔与阿姆斯特丹)。
到世纪结束的时候，《大中华帝国志》在欧洲已有7种措辞的46种版本。
《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之后，还没有哪一部关于中国的书在欧洲如此脱销。
2、中世纪的欧洲原来是这样看中国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大中华帝国志》，在三个世纪的漫永劫光里，欧洲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涌如今传奇与地理两个视野中：起初是传奇视野大于地理视野，然后是两个视野并存但各不相通，末了是地理视野逐渐扩展，取代传奇视野。
契丹便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真实的国家。
这种“创造”，犹如当年鲁布鲁克证明“大契丹便是古代的丝人国”一样，超过不雅观念的断裂，连接起一种文化中表述特定他乡的话语传统，其意义是多重的。
首先，从传奇性的中国形象到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话语的转型授予中国形象某种现实性意义；其次，传奇性的中国形象的某些成分，也通过连续性的话语传统，转移到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形象中，富强中国的想象原型浮现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贩子、水手、远征军、传教士，险些每一位旅行者，每一份来自东方的报告，每一种先容那个迢遥的中心帝国的书本，都在向人们解释，在这个天下上的确有那么一个弘大的帝国，版图辽阔，有13或15个省，二三百座城市和难以计数的人口。
它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历史悠久、政治清明…越来越多的细节，不断重复又不断弥补、改动。帝国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而且，在许多心灵开放的人的不雅观念中，中华帝国彷佛已不那么迢遥。
对付门多萨那一代人，神话式的“大汗的大陆”已经变成现实的中华帝国，人们可以乘船或赶骆驼，千山万水或千难万险，但总可以到达，那是一个真实的国家。
迢遥却真实的国家，也是天下上最精良的国家。中华帝国版图广阔，南起交趾支那，北到顿河，“与大日耳曼相邻”。
全国有15个省，每个省都像一个王国，都城在北京与南京；有人类最长的历史，一贯可以追溯到“大大水”时期；中国的天子统治着最广袤的国土与最浩瀚的人口，广东人像柏柏尔人，皮肤较黑，要地本地的中国人像日耳曼人。
在中国居住的还有摩尔人、蒙古人、缅甸人与老挝人，偶尔也能见到欧洲人。中国文明程度高，在很多方面都值得称道，但最令人仰慕的还是它的政治制度。
帝国的首脑是居住在北京紫禁城深宫里的天子，由几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是帝国政治的实权机构，它举荐朝臣与外省的总督，卖力管理各省地方衙门的政务、军事与监察。
地方官最大的是巡抚，其次为总督或布政司，再次为都堂、为总兵等。中国法律严明，严刑只管不太人性，但担保了社会治安。中国的行政制度是议会制，由履历丰富、德高望重的议员集体决定政务大事。
由于监察与惩戒的严厉，中国官场险些杜绝了贪污受贿！
总之，“这个强大的王国是天下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天子统领无边的国土与无数的人口，是世间的奇迹，而且，这么广大的地方与如此浩瀚的人口竟能生活在和平与富余、幸福之中，便是更大的奇迹了。
中国物产丰富，公民勤恳，每一块地皮都得到充分的耕种与利用。
门多萨逐一先容了中国的垦植栽种、捕捞养殖、纺织开矿、手工制作、水陆交通、城市培植等方面的造诣，并时时不忘与西班牙进行比拟。中国与西班牙一样重视金银珠宝。中国的黄金比欧洲便宜，但白银较贵，由于中国的白银矿藏少。中国有大量的珍珠，只是形状大多不规整。中国的矿藏开采是由国家垄断的。帝国的经济是靠赋税调节的，赋税用于武备与朝廷衙门开支。
天子的岁收紧张来自贵金属的开采、珍珠、麝喷鼻香、琥珀贸易与陶瓷制造业，赋税实物为谷物、丝绸与棉花。皇家仓库分布在海内每一所城市。门多萨还对中国城市有过详细的描述，包括它的城墙城门、街道桥梁、官府寺庙、商铺茶寮、酒肆青楼，“中国到处可见幽美的建筑，长城完备是一个建筑奇迹”，只管“它在帝国的最远方，至今还没有人亲眼目睹过”、“这一雄伟壮丽的建筑精品”。
3、空想化与真实化
中国形象的真实化过程与空想化过程在《大中华帝国志》中同时开始。
《大中华帝国志》赞颂中国，从政治制度到技能器物，这种空想化阐述，是在“史志”形式下完成的，显得比个人见闻性的“游记”更严明也更可靠。
《大中华帝国志》仔细先容了中国的各种工艺技能，冶炼、磨炼、纺织、刺绣、木制家具、金属器皿与各种交通工具，认为“中国有许多精美的器物，许多能工巧匠，他们是伟大的发明者”。“历史中说谷滕堡发明了印刷术，实际上那是受中国的启示。
事实是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并传给我们，证据非常确切，在德国人发明印刷术之前500年，中国人已经开始印刷书本…”中国富余，中国人勤恳，中国没有托钵人，而且中国法律“也不许可穷汉沿街乞讨”。
门多萨乃至异想天开地描述中国的医院与救援堂：
“无父母者（残疾儿童），或家庭无力养活者，都可以进入天子出资兴办的救援堂。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里都有皇家福利救援堂与医院，在那里，老无所养者，或为国效力的退役老兵，都可以得到良好的养活与照顾…”
中华帝国完美的慈善制度的确让以爱恤为本的基督教天下感到惭愧。
4、让西方震荡的科举制度
对中国事物，门多萨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创造中国教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
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物。
中国没有贵族，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康健的社会机制。
这一创造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荡，同时也预示着往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他描述了一种莫须有的中国皇家教诲制度：
“天子出资在每一座城市里建立中学与大学，人们在那里学习写作、阅读、算术，以及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占星术、政法或其他一些神秘的科学。在这些学校任教的都是在各个专业学有所成、出类拔萃的人，尤其是写作与阅读。
任何人都要学习写作与阅读，一样都不会的为人所不耻。有许多人都能进入高档教诲，他们都非常勤奋努力，由于这是得到老爷称号、或名流、或其他尊贵地位的最好最有效的路子…”
大中华帝国，版图辽阔，人口浩瀚，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行政高效廉明，法律公正合理，国家制度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
只管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道德清明法律严肃，足以杜绝在基督教天下一些常见的恶行发生。
中国和平、稳定，富于秩序，他们弘大的军队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不是去侵略他人。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土兵本色并不高，或许这个弘大帝国的魅力恰在于它的和平方面，而不像骚动不安、野心勃勃的伊比利亚人，恨不得把全体民族都装到炮膛里。
中国的代价在和平与文明，高尚的道德与悠久的文化，奇妙古老的笔墨、博识莫测的格言，印刷与造纸、炸药乃至大炮的发明……
5、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
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只想供应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凡可以证明这一形象的材料，他都绝不迟疑地引用以至于有剽窃之嫌；凡是与这一形象相反的证据，他都试图回避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凡是现有材料不敷以解释问题或细节的，他都一厢宁愿地进行想象的补充。险些所有的西方旅行者都创造中国军事上的空虚。
中国人不好战也不年夜胆，武器装备亦不如西方。但门多萨却从中国的懦弱中看到中国文明爱好和平。
“…他们的履历见告他们，征服别人是劳民伤财之举，得不偿失落，既要穷兵襞武去征服别人，耗尽人力物力坚持所征服的地方，又要戒备自己不要被人乘虚而入…，那时他们耀武外洋、东征西讨（指郑和），他们的仇敌鞑靼人和其他部落就开始犯边入侵，攻城掠地…他们终于明白了该当和平守成，开拓自己的王国并从中获利，尤其该当放弃那些迢遥的国家。从那时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对外发动过任何战役：由于战役劳民伤财，而又很难有所获益…”
门多萨阐述中华帝国的历史，既像是讲中国，又彷佛在隐喻西班牙帝国。
在“无敌舰队”失落败之前，门多萨已预感到西班牙帝国将被它征服天下的野心拖垮。
为什么不能恰到好处，知足于自己的帝国与已经拥有的统统？
中国的强大在于它的文明，它的版图、人口与财富。军事的懦弱或许更能证明其文明的强大，由于和平是人类幸福的根本。门多萨不自觉地将中国形象变成一种文化隐喻，反思或批驳他所处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现实。
中国是一个迢遥但真实的国家，拥有相对优胜的文明。表述一个真实的、精良的国家，便意味着一种现实关系。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从传奇时期进入地理时期，中国形象具有了现实意义。
一个真实化的、优胜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涌如今贫瘠混乱、动荡不安，但又活气勃勃、开放自觉的欧洲文化中。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两重意义值得把稳：
一、涌如今真实地理背景上的优胜的国家，与欧洲文化形成一种复苏的、现实的、自我批驳性关系，进而形成一种改造现实的社会文化力量；二、优胜的中国形象，紧张表示在制度文明上，马可·波罗时期的中国传奇，强调的是中国的物质财富与君主威信，而门多萨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更多地关注中华帝国在行政、法律、教诲制度上的优胜性。
预示着一种新的形象类型的涌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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