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付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央的当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付环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撼。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役；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散乱，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确当下，在令人失落语的痛楚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驳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考试测验回溯国际知识界对打击事宜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役”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打击事宜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宜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韶光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打击事宜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害的历史、成本主义环球化和天下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打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当心9·11事宜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展——以掩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捐躯公民自由、弹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役”这场打着惩处邪恶、掩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役”；指出“文明冲突论”阐明框架的毛病，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天下繁芜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边界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干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详细剖析因而每每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只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同等的：如何重新构想天下以避免战役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打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怖的民众感情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搜集成彭湃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驳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干系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先容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详细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主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演习编辑毛超予帮忙共同策划。
阿布-卢赫德
【译者导读】
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长期关注伊斯兰天下的女性/性别和人权议题。9·11事宜后，阿布-卢赫德把稳到，西方媒体与大众文化中，饱受压迫、亟待拯救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无处不在。这种形象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与殖民主义渊源颇深，并随着9·11事宜的持续发酵不断强化，席卷全体西方舆论场。穆斯林女性被呈现为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受害者，急迫须要自由派白人女权主义（及其背后确当局）补救。这种“拯救叙事”因而起到为美国的政治干预和军事入侵正名的浸染。
为了反思和批驳这一现状、更负任务地思考穆斯林女性的生存情状和权利问题，阿布-卢赫德在9·11事宜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例如2013年出版的《穆斯林女性须要被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她基于自己数十年的野外履历驳斥了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及其“拯救叙事”，通过深描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欲求、愤怒、失落望、梦想，她们的快乐、虔诚与坚韧——为“宗教”、“父权”、“构造”、“能动性”、“选择”、“自由”、“抵抗”、“解放”等抽象观点授予了详细且繁芜的意涵。
在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中，衣饰成为核心意象之一，在西方的普遍想象中，遮罩面部或身体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最为直接地表示了她们遭受的压迫。在本文中，通过详细剖析穆斯林衣饰的样式风格，它们传达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意涵，以及穆斯林女性自己对此的意见与实践，阿布-卢赫德破除了“选择”与“约束”的大略二元对立，并强调，不应将数百万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生存情状和行为态度简化到一件衣饰上，更不应将遮罩身体本身等同于缺少能动性或损失自由。西方盛行的蒙面的穆斯林女性形象会钝化我们的理解，阻碍我们看到现实的繁芜性，使我们的把稳力从真正主要的议题上移开。
阿布-卢赫德认为，如果真的关心女性处境、希望为女性舒展正义，那么就须要接管天下上存在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对解放的不同愿景、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想象这一事实；须要放弃对蒙面形象和拯救叙事的执迷，尊重穆斯林女性自身的主体性、看到她们的能动性；与此同时，非伊斯兰天下的人们也须要反思自身——在这个相互关联、彼此涉入的天下上，自己对远方他人的处境负有何种任务？任何态度或实践都应以尊重为条件，寻求同盟、联合和联络。
【正文】
穆斯林女性：图像的力量与怜悯的危险
原文于2006年9月1日，刊发于欧洲文化杂志Eurozine（www.eurozine.com）。首次译作中文，澎湃思想市场经作者和Eurozine杂志授权翻译刊发。（©️ Lila Abu-Lughod / Eurozine）
在我们这些美国人或欧洲人眼中，穆斯林女性或来自“中东地区”的女性有着若何的形象？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图像，它们奇怪地局限于一套非常有限的修辞或主题：被压迫的穆斯林女人，蒙面的穆斯林女人，不像我们一样拥有自由的穆斯林女人，被她信奉的宗教掌握的女人，受她的男人宰制的女人。
这种形象在西方由来已久，而自9·11事宜以来，它们变得尤为可见并反复涌现。美国的许多女性动员起来声援被塔利班原教旨主义压迫的阿富汗女性，媒体将后者呈现为从头到脚包裹在罩袍（burqa）里、不被许可去上学或涂指甲油的形象。随后这些穆斯林女性遭受的压迫成为乔治·W·布什政府军事入侵阿富汗的道德情由之一。【1】这些遮罩面部、饱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被用来煽惑人们支持干预。美国的干预行动给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女性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胆怯、混乱和暴力，此外我还想指出，对付身在西方国家的我们来说，如此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流传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它阻挡我们看到（作为人的）穆斯林女性生活的繁芜性和多样性。
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名作《东方学》【2】——这部变革性和批驳性的著作稽核了西方对中东和伊斯兰天下的研究与统治或殖民这些地区的更大项目之间的关联——中指出，文学和学术研究对穆斯林“东方”之呈现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其引证性（citationary nature）。也便是说，后涌现的作品通过引述之前的作品来得到威信，它们在一个无休止的链条中相互引证，完备不用考虑穆斯林东方的实际状况。即便到了本日，在对穆斯林女性的视觉呈现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一点。多年来，我一贯在网络这样的图像，它们清楚地揭示了“穆斯林女性”图像的引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我称之为“黑与白”的作品。例如，在马利克·阿卢拉（Malek Alloula）的《殖民后宫》（The Colonial Harem）一书剖析的1930年代法国殖民期间明信片中，幽灵般的白色衣饰包裹着难以捉摸的阿尔及利亚女人。【3】阿卢拉认为，此类拍照作品意在将阿尔及利亚女性变得对法国士兵、游客和公民来说易于理解——即便只是象征性的理解。在这之后，199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封面（乃至包括《纽约时报杂志》和《高档教诲纪事报》这样格调较高的媒体）同样将穆斯林女性呈现为遮罩面部、身体包裹进不显身材的白色或浅色伊斯兰服装的形象。而这些是来自约旦或埃及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处境与殖民期间的阿尔及利亚女性截然不同，也与她们自己国家的浩瀚其他女性不同。此外，阿卢拉的书中还附有一些明信片图像，个中女性通体着黑衣、只露出眼睛，十分引人瞩目。同样地，1990年至今，险些千篇一律的图像涌如今《纽约时报杂志》乃至荷兰皇家航空的杂志封面上，只管这些图像的关联文章是关于不同国家的——沙特阿拉伯、约旦、也门。这个中存在惊人的统一性。
为什么我们应该为此感到不安？我网络的媒体图像让我自己颇感不适，由于在中东（特殊是埃及）25年的研究履历见告我，这些图像无法反响这些国家女性穿着的各种样式风格，更不用说传达这些风格差异的意涵。我的家庭相册里有我的巴勒斯坦祖母和姑姑在个中一个国家（约旦）的照片，我的姑姑穿着女式衬衫和休闲裤，她又长又直的头发没有遮罩；乃至我的祖母也只是在头发上大略地披了一条白围巾。相册里还有一张1950年代拍的老照片，上面是我的祖母、姑姑以及两位伯伯，男人们身着西装，女人们穿着文雅的裙子，头发梳得整洁。就算是看看这些国家（以约旦为例）最近的新闻，人们同样能看到诸如身着短裤的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照片，或是王后与一众来自欧洲和约旦的女性一起用餐的照片——根本无法从着装打扮年夜将这些女性区分开来。为什么不是这些图像涌如今《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上代表约旦，而是遮罩身体的女人形象？
更奇怪的是，许多媒体图像都用蒙面的女性形象来代表相应文章提及的国家。例如，《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干系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穆斯林女性、乃至约旦女性或埃及女性的。这就好比叙利亚或马来西亚的报刊杂志每当刊登有关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文章时，都会在封面放上比基尼美女或麦当娜的图片。
罩袍还是喷鼻香奈儿套装？
这些整洁划一、随处可见的蒙面女性形象有几个问题。首先，它让我们很难在不考虑女性的情形下思考伊斯兰天下——依照女性地位或对待女性的办法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制造了一个看似巨大的鸿沟。这使我们难以思考天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帮助设下了文明的区隔。其次，它阻碍我们重视穆斯林或中东天下女性生活的多样性——韶光和空间的差异、阶层和地域的差异。第三，它乃至让我们很难意识到遮罩身体本身便是一种繁芜的实践。
让我花一点韶光来谈论这第三点。众所周知，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遭受压迫的紧张标志便是她们被迫穿上罩袍。自由派有时会承认，让他们大为惊异的是，即便阿富汗已被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女性却彷佛没有扔掉她们的罩袍。和我一样在穆斯林地区事情过的人倒想问，这一征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我们是不是在期待，一旦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出来，阿富汗女性就会“回到”露脐装和牛仔裤的装扮，或者拿出落满灰尘的喷鼻香奈儿套装？
有必要回顾一下蒙面的一些基本知识。首先，阿富汗的罩袍并非塔利班的发明。它是当地特定地区的普什图女性外出时穿着的遮罩形式。普什图是阿富汗的几个民族之一，而罩袍是南亚次大陆和西南亚的浩瀚遮罩形式之一，已成为女性谦善或令人尊敬的常见象征。和其他形式的遮罩一样，罩袍在许多情形下标志着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象征性分离，这与女性总体而言更多关联家庭而非陌生人殽杂的公共空间相同等。
便携式隔离装置
20多年前，在巴基斯坦做研究的人类学家汉娜·帕帕内克（Hanna Papanek）将罩袍称为“便携式隔离装置”（portable seclusion）。【4】她指出，许多人视罩袍为解放性的发明，它婢女性得以走出与外界区隔的生活空间，同时仍旧遵守基本的道德哀求，这种哀求将女性与无关男性分开以保护她们。自从我读到“便携式隔离装置”这一说法，我就将这些遮罩的长袍视为“可移动的家”。在每个地区，如此遮罩办法都标志着对特定社群的归属，象征着对某种道德生活办法的参与——个中家庭在社群组织中霸占紧张地位，家庭与女性的神圣性相连。
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女性凭什么要溘然丧失落谦善？她们凭什么要溘然抛弃受人尊敬的标志——这些标志（无论是罩袍还是其他遮罩形式）象征着，只管她们身处公共领域，但实际上仍处于不可陵犯的私人家庭空间，以此确保她们在公共领域免受陌生男人的骚扰？特殊是在这些衣饰着装已然成为传统老例、以至大多数女性很少考虑其意义的情形下？
可以做一些类比（当然不完备一样）：大家都很清楚穿着短裤去听歌剧是不得当的，那么当阿富汗女性选择不脱掉罩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惊异？一些传统的宗教崇奉和社群礼仪哀求遮住头发——穆斯林、犹太教徒和（直到最近的）天主教徒。人们会穿着适宜于其社会群体的衣饰，以社会共享的标准、宗教崇奉和道德理念为辅导，除非他们想要故意越轨来表明态度，或包袱不起严格合乎规范的遮罩衣饰。如果认为美国女性（乃至包括不信教的美国女性）生活在可以自由选择衣饰的天下里，那么只消想想“时尚的暴政”（the tyranny of fashion）这一说法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发生的是，一种地区性遮罩风格（与特定的体面阶层[但非精英阶层]相联系）被强加给所有人，成为“宗教”上适宜的做法——只管此前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存在着浩瀚各不相同的或大众或传统的风格，它们以不同办法来标示女性的合宜得体或（更比来的）宗教虔诚。虽然我不是阿富汗问题专家，但我猜想，在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时，大多数仍留在阿富汗的女性来自非精英家庭，她们居于村落庄、受教诲程度较低，是唯一无法通过移民来逃离阿富汗近代史上无数艰险和暴力的人群。如果从逼迫穿着罩袍中解放出来，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会选择其他形式的适度遮罩，就像所有在临近区域生活、不在塔利班治下的人们一样——例如北印度村落庄的印度教女性（她们会在婚前遮罩头部和面部以免亲戚瞥见）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女性。她们有的穿着薄纱头巾，有的身着更新式的伊斯兰便装。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关于遮罩身体的主要不雅观点。不仅存在多种形式的遮罩、在实践它们的社群中具有不同意涵，而且不能把遮罩身体本身等同于缺少能动性。就像我在《被遮罩的情绪》（Veiled Sentiments）（这是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对埃及的一个贝都因社群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一书中论述的，在受尊敬的年长男性面前用玄色头巾遮住面部被认为是女性的志愿行为，表示了她们对道德的武断承诺以及家庭干系的名誉感。她们展现自傲和社会地位的办法之一便是在特定场合遮住面部。而且，为谁蒙面是她们自己的决定。她们不为年轻男性或外国男性蒙面。她们乃至不为埃及的非贝都因人蒙面，由于她们不尊重他们，以及由于——在后两种情形下——她们不认为这些人和自己归属同一个道德群体。
再举一个很不同的例子，自1970年代末开始，全体伊斯兰天下浩瀚受过教诲的女性身着的当代伊斯兰便装，既可公开标示虔诚，又成为受过教诲的城市女性（即某种当代性）的标志。许多西方人没故意识到，那些接管这种新样式、有时乃至会蒙面的埃及女性实在是女大学生，特殊是医学和工程学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在1980年代与我一同生活的村落庄上层贝都因家庭中，唯一一名有高中文凭的女孩也极渴望穿着这种新样式的衣饰。她还想嫁一个受过教诲的男人，以此表示自己收成的知识和现代价值。她很高兴父亲为她安排了一桩与工程师的婚姻，并搬到了省城马特鲁港（Marsa Matruh）。在我下次见到她时，她的确佩戴着这种新样式的头巾，而不是她所在的贝都因社群中已婚女性的传统头巾。
人类学家萨巴·马茂德（Saba Mahmood）在一项针对埃及清真寺运动（自1970年代以来，穆斯林女性不断理解自己的宗教、在清真寺上课[常日由女性神职职员授课]、坚持认为清真寺里应有女性的一席之地）中的女性的主要研究中表明，许多采纳这种新服装样式的女性认为这是培养美德的身体手段之一。【5】她们说这是自己的选择，源自她们的欲望、或者说为靠近神而进行的奋斗。下文我会接着谈论马茂德的这部著作《虔诚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以更全面地磋商我们如何能对“自由”和“限定/约束”进行不同思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萨巴·马茂德谢绝给出功能主义的阐明来解释为何在1980年代全体伊斯兰天下的女性均开始穿着这种当代伊斯兰便装（遮住头发、身着长袍），而与之比较，1930年代以来的女性则在加入女权组织和穿西式服装。对此的一些功能主义阐明是，她们是在抗议西方、追寻真正的本土文化，或是在韶光上回溯过往、以保护自己免受当代性的冲击，或是在以适宜办法步入公众年夜众空间、与男性一起在办公室事情，或是为了乘坐公共汽车时不被骚扰。不同于这些阐明，萨巴·马茂德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女性自己的表达——她们说自己想靠近神、想成为好穆斯林。如今，她们通过佩戴头巾和学习宗教知识来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学习如何精确祈祷，还是如何成为一个年夜大好人。
对当代伊斯兰天下中遮罩的浩瀚含义的这一基本不雅观察中，可以看出两点。首先，我们不能把蒙面/遮罩大略等同于女性的不自由。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类是社会存在、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发展，他们归属于特定社群，这些社群塑造了他们的希望和对天下的理解，那么“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大略将罩袍视为中世纪或父权制的强加而加以训斥，这难道没有严重违背这些女性自己的理解吗？其次，我们不能把数百万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情状和态度简化到一件衣饰上。或许是时候放弃西方对蒙面意象非黑即白的痴迷，将把稳力转到一些严明的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关心女性处境的人应该关注的问题上来。
当心怜悯
我认为，这些蒙面的女性形象使我们的理解变得迟缓，阻碍了我们看到繁芜性。本文副标题的后半部分叫做“怜悯的危险”。怜悯与穆斯林或中东女性有何关联？在我看来，这些中东或穆斯林女性形象最危险的功能之一，便是让很多人想象这些女性须要我们或我们确当局来补救。
我最早开始思考怜悯问题是多年前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读到一本书——1906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长老会女传教士会议的记录。这本书由许多章节组成，描述了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穆罕默德教”女性（彼时她们被如此称呼）的悲惨境遇，详细先容了她们缺少爱情的婚姻、她们的无知、她们对一夫多妻制的屈服、她们的与世隔绝以及她们从蒙面表示出的低下地位。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我们的穆斯林姐妹：由听到之人阐释的来自阴郁之地的呼救》【6】，在导言里，安妮·凡·萨默（Annie Van Sommer）代表其他女传教士写道（当然也是在为这些女传教士做的善事寻求经济支持）：“本书与个中反复涌现的可悲、缺点和压迫的故事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呼吁[……]它呼吁女基督徒通过捐躯和做事来纠正这些缺点、照亮这片阴郁。”她接着写道：“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看来，这个时期基督教天下的女性须要用广泛的爱和怜悯来探求和拯救伊斯兰教耐劳受难的有罪女性。除非她们亲自见告你，否则你无从知道她们有多么须要我们；除非你亲耳听到她们的呼喊，否则你永久不会去探求她们。”因此，世纪之交的西方女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在为无法表述自身的穆斯林女性发声，或是在基督教救赎不雅观念的指引下使这些“他者”被扼杀的声音得以传出。不过，这统统都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此时基督教天下的女性没有投票权、极少进入公共领域、被视为“房中天使”（angels in the house）。女传教士的确具有异乎凡人的独立和冒险精神——只管她们每每以妻子身份进行传教活动。
人们担心当代自由派女权主义对天下各地女性的关注中有着上述叙事的回响。只消看看美国组织“女权主义大多数”（The Feminist Majority）及其为阿富汗女性开展的运动，或者关于女性人权的更广泛话语，便能创造这一回响。与传教士一样，这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以为有必要利用女性权利或人权的措辞来代表或代替阿富汗或其他穆斯林女性发声。他们自视为开明进步的群体，拥有愿景和自由来帮助天下其他地方耐劳受难的女性得到权利，将她们从男人或压迫性宗教传统中补救出来。
视部分女性为值得怜悯或亟待拯救的工具，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她们“从”某物中补救出来，而且拯救她们是“为了”得到某物——一个不同的天下和一套不同的安排。这种转变可能伴随着何种暴力？“为了”某物拯救她们又预设了若何的优胜性？不论什么类型的拯救其他女性项目，都依赖于并加强了西方的优胜感。它们还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傲慢，让我这个对其他生活办法敏感的人类学家颇感不适。我花了不少韶光与不同穆斯林女性群体共同生活，因而对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尊重自己略有理解，也很清楚我欣赏和喜好她们的繁芜性和足智多谋。
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应该对这个天下上的不同道路多加理解。我们或许应该尊重其他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是否可以有一种伊斯兰式的解放——这个问题难道不能问吗？许多女性正在探索这一问题，例如伊朗女性，她们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此外，乃至可以发问，解放或自由是全体女性或人们奋力争取的目标吗？解放、平等和权利是一种普世措辞吗？对付不同群体而言，其他欲望可能更故意义吗？比如与近支属共同生活？比如虔诚地生活？比如不受战役或暴力威胁地生活？
在这之外还有其他视角，个中一些质疑西方的优胜性。例如，一位恶名昭著的宗教极度主义者（译者注：即本·拉登）对美国流传宣传：“你们国家把女人当作消费品或广告工具来利用，号召顾客购买她们。你们利用女人为搭客、游客和陌生人做事以赚牟利润。然后你们大肆鼓吹支持女性解放[……]你们是一个以各种形式或直接或间接进行性交易的国家。在这一根本上建立了巨型企业和机构——打着艺术、娱乐、旅游和自由的旗号，以及你们授予它的其他欺骗性名称。”【7】
更温和地为伊斯兰辩解的人们也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性别歧视的指控。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伊斯兰教国际教科书中，名为“伊斯兰教是性别歧视的”的一节涵盖了对这一指控的28点回嘴。这些回嘴阐释了《古兰经》经文，阐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女性问题上的态度，提到了部分欧洲国家女性得到投票权的韶光之晚（例如1971年的瑞士），并指出了多少穆斯林女性曾管理过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共出过五位女总理或女总统），而在例如美国则从未有过。【8】
伊斯兰辩解者提及的这些西方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或女性缺少公权力的状况，意味着我们应该怜悯美国或欧洲女性吗？我们肯定会以为如此发起荒谬至极。我们有一百万个答案来回应他们的指控。即便我们对自己身处的欧洲或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办法提出批评——无论是阻挡职场女性升至顶层的玻璃天花板，还是导致许多女户主家庭处于穷苦线之下的全体系统，抑或频发的强奸和性骚扰事宜，乃至是广告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我们都不会认为这反响了我们文化的压迫性，或因此就训斥基督教这一主导的宗教传统。我们很清楚这样的状况有繁芜的成因，我们也知道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努力改变现状。
因此，我们同样须要意识到，伊斯兰天下的各种女性也可能会以为穆斯林女性受压迫的指控荒谬至极。这些人中就包括与我共同生活过的那些普通村落庄女性，以及19世纪末以来把稳到社会中女性地位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改革者。我们必须当心不要陷入两极化，将女权主义只归于西方。第三天下、包括伊斯兰天下的许多地方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他们有的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有的不该用这一称呼。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导致这些本土女权主义者极易被当地守旧派（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斥为叛徒，继而陷入困境。如今，像阿夫萨内·纳杰巴迪（Afsaneh Najmabadi）这样来自伊朗的中东研究学者认为，用假想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对立框架来大略看待历史不仅是缺点的，而且接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文化对立在计策上是危险的。伊斯兰国家中无数试图为当下不公探求替代方案的人，那些可能想谢绝大略二分、探求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人，那些不接管成为女权主义者即是成为西方人的人，将面临选择的压力——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被逼着做选择。
阿富汗喀布尔集市
自由选择与传统
我还想提出另一不雅观点：穆斯林女性不仅以我们认可的办法参与掩护女性权利的项目，而且天下其他地方的浩瀚女性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不是在说自欺欺人和虚假意识，即女性看不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压迫。我想说的是，我们须要承认乃至理解人们的不同生活办法。在《书写女性的天下》（Writing Women’s Worlds）一书中（这是我的一部实验性“女权主义”民族志，讲的是埃及的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女性，1980年代初我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我试着用女性自己的表述来讲她们的故事。【9】我还试图捕捉她们用来评判他人和提出哀求的标准。
有关婚姻的故事最好地证明了“选择”和“约束”的二元对立多么苍白无力（而这种对立主导了我们对西方和穆斯林女性之间差异的理解），以及承认人们通过不同办法构想“权利”多么主要。在我做野外的贝都因社群，我认识的女孩们会谢绝特定的包办婚姻，但从不会抵制家庭应该安排她们的婚姻这一基本原则。她们会用歌唱来表达自己想嫁给什么样的年轻人——不属于表亲、受过教诲、开某种轿车或卡车——但她们也以为该当由家庭为她们挑选工具。当她们不想嫁给一个人时，她们乃至会制造麻烦，以毁坏为她们安排的婚姻。但即便是我的第一本书《被遮罩的情绪》谈论的那些爱情诗【10】、那些记录下女孩的渴望和沮丧的诗，也是完备系统内的表达，而不是对包办婚姻系统的背叛，这一系统哀求女人不对男人表现出任何兴趣，以此掩护她们的名誉，或期望男人和女人纵然已经结婚也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爱。许多女孩和母亲都见告我爱情婚姻的危险性；大家都看重包办婚姻中家庭所供应的保护和支持。更有趣的是，婚姻中的女性常常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它可能基于某些伊斯兰教法和习气法，但紧张来自她们通过不雅观察社群实践而内化的强烈正义感，以及她们对自我代价和任务的根深蒂固的期望。这会发生在丈夫对她们不好的情形下。
我们自以为知道女性想要什么权利，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对此一个更好的例子是我研究社群的一夫多妻制案例。《书写女性的天下》用一整章记述了我熟习的一桩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关系、情意、愤怒和悲哀的动态变革。对这桩婚姻中的妻子们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丈夫娶了多个妻子这一事实——这种做法得到了伊斯兰教法的支持，且被认为是多种缘故原由导致的，包括想要孩子或为无依无靠的女性供应支持。在这些妻子看来，真正主要的是特定性情、历史、行为举止和彼此的感情。一位妻子向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事关她丈夫刚娶第三任妻子后她陷入的令人愤怒的田地，但随后她对此事的责备和主见却出乎我的猜想。在故事的结尾，我同情地问她，她是否感到妒忌。她立马回答：“不，我不妒忌。我生气的是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我们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吗？”这肯定不是自由派关于女性人权的态度，也不是反对一夫多妻制之压迫的态度。这个态度在于，根据《古兰经》和贝都因人的理念，所有妻子都有权被绝对平等地相待。
上述中东女性或穆斯林女权主义者的故事有何意义？已故的美国著名自由派女权思想家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题为“多元文化主义对女性有害吗？”【11】，个中表达的不雅观点引起了诸多批评。她大胆地提出，就“父权制”少数文化（她的文章本是关于美国的少数文化的，但她将范围扩大到全天下的“父权”文化）中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身处个中的文化要么灭绝（这样其成员就能融入性别歧视较少的周边文化），要么（这样更好）被鼓励改变自身以加强女性的平等”，那么她们的处境或许会好很多。【12】
说某人身处的文化应该灭绝，这可不是轻描淡写的主见。这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长老会传教士，她们非常确信基督教是女性的唯一答案。我认为我们必须抱持更大的尊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不一定都想放弃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天下——事实上大部分人很器重自己的生活办法。他们不喜好被人哀求放弃自己的宗教崇奉。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萨巴·马茂德的研究——1980和90年代埃及的年轻女性如何试图弄清什么是好的穆斯林生活，并在此过程中蒙上面纱。马茂德谢绝自由主义哲学理念，后者坚持认为个人选择是至高代价。她把这些埃及穆斯林女性遵照社会规定的宗教习俗的强烈意愿称为“实现自我的潜在可能和‘支架’”，而非个人服从/被掌握的标志。马茂德认为，这些女性想要从自我之外（从伊斯兰宗教实践、文本和律法中）获取自我参照的理念和工具，这寻衅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所依赖的个体和社会的分离。她指出，我们须要质疑作为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根本的“主体的真实欲望与逼迫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当代美国的）区分。如上文所述，她认为，那些想通过蒙面和保持谦善来祈祷和“靠近神”的女性是在参与一种故意为之的道德培养项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被话语、社会位置、地缘政治构型和不平等的权力塑造为特定的选择范围——它们具有历史和地域的分外性/详细性。在重视宗教代价的人们眼中，这些代价当然不是限定和约束，而是应为之奋斗的空想。
关于萨巴·马茂德谈及的这些女性以及应该如何思考她们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个关键细节。这些女性并非完备的他者，与我们毫无关联，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天下里，生活在她们自己的现实中。她们可能确有自己的生活现实，但她们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办法被天下各部分（即时下流行的文明话语中的所谓“西方”和“非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关联所形塑。本日的浩瀚差异源自虽不相同但相互交织的历史、互动和回应的历史。这些差异是我们的互动产生的不同环境的产物，不论在十字军东征或殖民时期，还是如今美国的环球霸权时期皆如此。
我们或许想为女性舒展正义，但我们能否接管，可能存在关于正义的不同意见，以及不同女性可能会希求或选择不同于我们设想的最佳未来？而且，她们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来清闲我们的帮助下强加给她们的部分生存情状？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其他女性的处境，那么我们最好不要只关注蒙面和遮罩，同时要放弃拯救他人的义务，应该将目光投向如何让天下变得更公道。我所鼓吹的尊重差异与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怎么样都行”，或者“由于这是他们的文化，以是我们必须任由其为之”）有所不同，由于我鼓吹的态度不会阻挡我们反问自身：我们这些居于天下上有特权和强大一方的人，应该如何核阅自己对远方他人的处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所负有的任务？伊斯兰运动本身就脱胎于一个西方大国对中东的强烈参与所塑造的天下。在这些地方，一些针对女性的最为守旧的运动正是与西方打仗和互动的恶果，个中就包括美国中情局向阿富汗守旧组织供应30亿美元、助其颠覆彼时正在实行逼迫当代化（包括遍及女性教诲）的马克思主义政府。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关心女性（包括穆斯林女性），那么或容许以在本国努力，使美国和欧洲的政策更加人性化。如果我们想积极参与远方事务，那么或许该当本着这样的精神——支持目标社群内那些以女性（和男性）生活得更好为目标的人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以尊重为根本，寻求同盟、联合和联络，而不是采纳拯救或怜悯的姿态。最主要的是，我们须要拒斥穆斯林女性的“黑与白”盛行形象的局限视角和限定力量。
【注释】
【1】拜会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its Oth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2002), 783-790; Charles Hirschkind and Saba Mahmood, “Feminism, the Taliban, and Politics of Counter-Insurgenc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2 (2002), 339-354.
【2】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3】Malek Alloula, The Colonial Har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4】Hanna Papanek, “Purdah in Pakistan: Seclusion and Modern Occupations for Women”, Separate Worlds, Hanna Papanek and Gail Minault (eds.), Columbus, OH: South Asia Books 1982, 190-216.
【5】Saba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Annie Van Sommer and Samuel W. Zwemer, Our Moslem Sisters: A Cry of Need from Lands of Darkness Interpreted by Those Who Heard It, New York: The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7】Osama Bin Laden, Messages to the World: 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Bruce Lawrence (ed.), James Howarth (trans.), London: Verso 2005, 166-68.
【8】Mir-Zohair Husain, Global Studies: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Dubuque, IO: McGraw Hill/ Dushkin 2005, 61-62.
【9】Lila Abu-Lughod,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10】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11】Susan Moller Okin,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Joshua Cohen, Matthew Howard, and Martha Nussbaum (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12】同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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