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分外文体，墓志在全天下范围内都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运用。在我国，墓志大约从秦汉期间开始盛行，于南北朝期间基本定型。经由数百年的发展，墓志不只要记叙逝者的姓名、卒年、籍贯、家世、平生业绩等信息，而且还对其所用碑石材质、碑石造型、图案纹饰、文体格式等也有等级分明的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仪章程。
隋唐期间，墓志的利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更为明显地表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一样平常来说，相较于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所用墓志，高等官员和贵族所用墓志呈现出形制高大、志文恢宏、纹饰繁复、刻绘风雅、用料讲求等显著差异。然而，唐朝首位太子李建成的墓志，不仅在文体内容和外不雅观形制上与其身份颇为不符，而且在碑石上还存在明显的修正痕迹。这种反常情形的背后，隐蔽有哪些历史信息？这方墓志的内容，与史籍的记载有出入吗？
李建成墓志
职称：一级文物
年事：1300余岁
户籍登记韶光：2013年3月15日
籍贯：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
现住址：西安博物院
游客在仔细不雅观看李建成墓志与郑不雅观音墓志。
不同平凡的墓志
李建成是唐朝首位太子，从晋阳起兵开始，先后参与了占领长安、平定河北等主要军事行动，唐朝建立后，他还承担起巩固北境边防、管理军需后勤、帮忙唐高祖李渊处理内政等事务，一度在同李世民的储君之争中霸占了上风。然而，玄武门之变爆发后，李建本钱人身死当场，其子嗣遭到洗濯，其政治影响也随即烟消云散。此外，李世民成功继续皇位后，还多次修正史籍，力争抹去李建成在唐朝创立与巩固过程中的存在感。
“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明得李建成墓志的形制、规格为什么会与他的太子身份不相匹配了。”9月9日，在西安博物院，讲解员鞠鑫海向讲述了李建成墓志的前世今生。
“李建成生前经历了大起大落，身后又遭遇改葬、盗墓，其墓志同样也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在2005年出土后不久便遭到不法分子倒卖，直到2012年警方破获一桩文物贩卖案时才被追回，并在第二年移交西安博物院收藏。”鞠鑫海先容，虽然几经波折，但墓志依然保存完全，对付研究初唐政治有着重要的历史代价。
李建成墓志分为志盖和志两部分。志盖为盝顶形，顶边长39.5厘米，斜边长10.5厘米，底边长53厘米，高12厘米，阳文篆书 “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篆文雕琢古朴，遒劲有力，整体书风端庄恭谨、庄严肃穆而不失落富丽之姿，应该是出自名家手笔。而且，志盖在镌刻时还掺杂有鸟虫书的装饰性笔画，并以篆书为字形根本作局部的装饰性处理，四周分布有写意的花鸟纹饰。”鞠鑫海说。
志为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正面刻有志文，四周为素面，无纹饰。个中，志文用十字线界格布排，纵横各9行，志文隶书，笔力隽秀，开合自然，镌刻刀法精练，一丝不苟。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志文仅55字：
“大唐故息隐王墓志”
“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不雅观二年纪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如此简短的笔墨，仅记录了李建成的卒年、安葬韶光、地点及谥号，缺失落了平生、功绩、评价等，以至于连墓志的界格都没能填满，留有近三分之一的空缺。据《新唐书》记载，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将他们从皇族族谱中剔除出去，作庶民看待，但到了贞不雅观二年（公元628年），又“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终极于贞不雅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规复其太子名号，“诏复隐王曰隐太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二强教授指出，从内容上来看，李建成墓志正是反响了贞不雅观二年改葬之事，在详细韶光上填补了史乘记载的模糊不清的缺憾。此外，《唐会要》《长安志》等史乘仅记载李建成墓位于京兆府长安县境内，而墓志明确指出其详细位置是在高阳原（今长安区郭杜镇西南），墓志的实际出地皮点则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填补了史籍记载的不敷。
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郑不雅观音墓志志文。
墓志之外的历史
李建成墓志所记载的内容看似平常，和史籍上的记载也相吻合，没有通报出抓人眼球的新鲜信息。然而，在西安博物院的研究职员伏海翔和李超看来，李建成墓志的代价，既在志文之中，又在志文之外。
作为第一批打仗到李建成墓志的研究职员，伏海翔和李超把稳到志文短少的问题后，便不禁反问：为什么志文会短缺平生、功绩、评价等基本信息？参照史籍记载，他们判断，志文短少暴露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团队对玄武门之变和对前太子盖棺定论感到棘手。在传统不雅观念中，以政变的办法攫取政权是违背伦理纲常之举。因此，如何书写李建成的平生、功绩，书写之后舆论又将作何评价，成为李世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贞不雅观政要》《唐会要》中，就有李世民由于此事多次哀求查看当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正国史的记录。在贞不雅观十六年（一说贞不雅观十四年），翻阅玄武门之变的干系记载和史官评论后，李世民并不满意，以“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例子自比，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义同此类”的正义之举，哀求史官重新书写这一史事。
伏海翔和李超认为，虽然修史之事发生在刊刻李建成墓志之后，但仍旧能够反响出玄武门之变始终是让李世民如鲠在喉的心结。他担心史官对政变有不利于己的记载，急于纠正史籍对政变的评价，立下了“义同此类”的总基调，努力肃清此事的悲观影响。
史官修史，关系到对重大史事的记载，也关系到身后名，李世民对此难以回避。因此，淡化、抹黑李建成的往事，成为他处理干系问题的基本方针。
学者李树桐在《唐隐太子战功考》一文中考证，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官记录李建成的战功时，对其本人所立战功，撤除其名，或改为败北；对其部属将领所立战功，则记载从略，或不写明该将领属于李建成麾下。但是，修正史籍也并非易事，很难做到滴水不漏，李建成的业绩不仅见于他本人的传记，也散见于与他有过交集的浩瀚文武官员的传记，干系记载中仍旧留下了不少前后抵牾之处，《资治通鉴》就明确表示“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
比较于史官修史，刊刻墓志则紧张关系到众人的评价，影响舆论。李建成败亡后，肃清其影响、安抚其旧部是一项尤为主要的事情，“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就清晰地表明了李世民的真实意图。拖延近两年韶光之后，李世民一方面“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宣示其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刻墓志时回避了李建成平生业绩等敏感问题，仅用谥号“隐”表达政治态度，以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回避了舆论辩论，发布此事暂告一段落，然而并未对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作出有力的阐明，为后世留下了隐患。
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郑不雅观音墓志志盖。
墓志上的修正痕迹
若将目光重新聚焦在志文本身，可以创造，志文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隐”字有明显的修正痕迹。“隐”是李建成的谥号，是志文中最具分量的字眼，直接通报出李世民对李建成的评价和态度。它的改动，间接地反响了李世民在拟定谥号过程中的抵牾生理，这是对史籍文籍的主要补充。
鞠鑫海先容：“在碑石上，‘隐’字存在磨损痕迹，磨损处长5.3厘米，宽4.4厘米，且相较于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细不雅观察可以创造，在‘隐’字之下，还残留有一道浅浅的笔画，经专家识别后确认为‘戾’字。但从字迹来看，无论是后刻的‘隐’字还是原来的‘戾’字 ，都与其他字的字迹同等，应该是同一人所书。”
《唐会要》对此事也有记载：“贞不雅观二年正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可见，李世民与群臣确实在李建成谥号问题上有过分歧。那么，这三个谥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按照谥法，“不悔前过曰戾”“乱而不损曰灵”“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戾”和“灵”带有强烈的贬义，被视作歹谥，而“隐”则表示平庸，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
伏海翔和李超认为，对李建成的定性，直接关系到李世民获取皇位的合法性，无论过褒还是过贬都不得当。“戾”的本义是“违逆”，范例例子如汉武帝时卫太子叛乱身死，“以违戾擅发兵”，被后世称为“戾太子”。可以想见，群臣正是欲将“以违戾擅发兵”这一情由套用在李建成身上，使其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
石碑上的磨损痕迹也表明，李世民最初赞许群臣的意见，方向于选用“戾”，直到末了关头才改变主张，定为“隐”。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李世民多以“六月四日事”作指代玄武门之变，不愿多加提及，“戾”反而会起到强化众人对此事的关注的浸染，与其政治意图不符。与之相反，对李建成以礼改葬，弃“戾”用“隐”，正是李世民登基之初塑造个人形象的良机，宣示了更为平和宽松的政治态度，利于安定时局、安抚民气。
李建成墓志的出土，充分表示了李世民对李建成定性时的谨慎处理，反响了他进退两难的真实态度，个中的细微之处史籍虽然语焉不详，却以墓志的形式得以保存。（ 陈志涛文/图）
手记
墓志删削 史迹犹存
一谈到李建成，人们每每会首先想到他与李世民的储君之争，想到那场影响了唐朝提高轨迹的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二人胜负的决出，胜利者主导着历史书写的办法，乃至能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施加影响。对付这一历史事宜的亲历者而言，这或许更多的是出于现实须要的选择；对付略有耳闻的时人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对时下代价不雅观念和精神追求的冲击；对付现如今的我们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在理解这段历史过往时，会听见指向不同的历史可能性的多重声音。
这多重的声音究竟有几重，是否有强弱主次之分，是将历史指向清晰的路径之上，还是导入辩论不休的迷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史料留存的丰寡情形息息相关——不仅仅是传统的史籍文籍，还包括出土文物。
以李建成谥号的评定一事为例，在墓志出土前，我们仅能通过史籍中简单的笔墨，得知曾先后有过三个备选的谥号，但无从得知评定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弯曲。在墓志出土后，通过志文已写的和应写而未写的内容、删削弥补的痕迹，这段不甚明了的历史过往忽然变得明晰起来，原来草蛇灰线般的故事也有了丰满的血肉和生动的细节，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也能感知到古人的心绪变革，在历史长河中体会到古今共有的情绪。
谛听文物的故事，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所承载的墓志、铭文等直不雅观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本身与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礼仪制度等文化内涵之间的联系。在李建成墓志中，我们还可以创造诸多表示历史细节的要素。例如，墓志的书法、刀工、纹饰表示出了深厚的艺术教化，有较大可能性是出自名家手笔，与墓志四侧所采取的素面处理办法形成了光鲜反差，引人寻思。
此外，值得把稳的是，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妃子郑不雅观音的墓志。李建成败亡后，郑不雅观音被安置于太极宫的宫室之中长达50多年，直至去世之后才与李建成合葬一处，享受到“皇情轸悼，礼有加隆”的优待。然而，志文中也有“泰终则否，福极生灾，祸构春闱，刑申秋宪”的笔墨，显露出表面的优待之下，郑不雅观音50多年来的谨小慎微和孤寂凄苦，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李世民在处置李建成支属时的态度和态度，并与李建成墓志相呼应，为印证干系史事供应了丰富的史料佐证。（陈志涛）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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