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风水术又盛行起来。风海军长西席不敷论，在一些学者的辞吐和论著中，也把风水说成是建筑选址的“环境科学”，比如要依山傍水，背风旭日之类。笔者经由对历史文献的稽核，创造这完备是一种误解。兹将结果揭橥，供有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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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
据《周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时候，自然也无所谓选择葬地，更没有去世者可以荫庇生者的说法。“后世贤人易之以棺椁”（《系辞下》），自然也就有了葬地。但是据历史上的有关稽核和我们现在所节制的文献，直到秦汉时期之前，人们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没有由于休咎祸福而选择葬地的事，也没有葬地可以关系生者休咎祸福的思想。
关于选择葬地的第一例记载，当是《孝经·丧亲章》：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据后世的表明，这里说的“宅”，指的便是墓穴；“兆”，便是墓地的范围。不过这样的葬地选择，也只是为了去世者的安宁，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而且“卜其宅兆”，和其他占卜事宜一样，不过是每逢大事就要占卜的老例，还未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占卜项目。
《孝经》听说是孔子所传，曾参所记。然而据朱熹等学者稽核，则此书更可能是后人编纂的。
因此，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时期的传统。
二、袁安为父选择葬地的事不可靠两汉之际，有个叫袁安的人曾经做过宰相一级的官。据《后汉书·袁安传》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曾要他选择葬地。他在路上遇见了三个诗人，诗人指着一个地方给他看，说，埋在这里，去世者的后人就可以世代做高官。这三个诗人说完就不见了，而袁家也果真世代都有高官。
那三个诗人，显然是神祇。袁安是否果有此事，颇多疑问。如果两汉之际就有这样的方法，则一定会先用于皇家墓地的选择。然而东汉开国天子刘秀的宅兆，在黄河故道。后来的天子，也不见有为后代的兴盛而选择墓地的记载。
倒是东汉、三国之际，曹操、诸葛亮等都遗嘱薄葬，其葬地的选择也仅仅是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而且要“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的缘故原由，也只是和东汉一样，沿用古制，便于元勋陪陵，葬地休咎，完备没有提及。《后汉书》是南朝刘宋范晔所作，距东汉初已近五百年，当时《葬书》盛行，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宣扬《葬书》的可信，又由于袁家世代都有高官，以是制造了这样的传言，被范氏采入本传。
三、唐代及其以前选择住宅和葬地的理论不是风水术
大约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趋吉避凶的目的而选择住宅和葬地的事已经非常普遍。以是到唐代初年，唐太宗让吕才整理“葬书”和“宅经”，吕氏所见的“葬书”类书本已经有一百二十种之多。个中“宅经”趋吉避凶的理论，基本上是由五行说派生出来的五姓五音说：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贤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休咎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征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休咎，依此为法。（吕才《叙宅经》）
这便是说， “卜宅”之事，是商周之际才涌现的，仅是为建都、建城选址而进行的占卜巫术。而且是大事须卜的常例，不是专为建筑选址而设，也与一样平常民居无关。至于将姓氏按宫商角徴羽五音分成五类来决定住宅休咎，大约出于唐代以前，汉代往后。据吕才说，这样的理论，是一本叫做《堪舆经》的书所供应的：
唯《堪舆经》黄帝对付天老，乃有五姓之言。（同上）
不过在吕才看来，黄帝时期不过只有姬、姜等数姓，后代姓氏才开始增多，许多不同的姓氏都是某一姓所派生而来，难以按五音分类：
非宫商角徴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吕才《叙宅经》）
四、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
个中所提到的堪舆术，首次涌现于汉武帝时期。据褚少孙为《史记·日者列传》所补写的内容，则堪舆乃是当时诸种占术之一。《汉书·艺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巻”，被放入“五里手”一栏，也被认为是诸多占卜术之一。
《 汉书·艺文志》有形法六家，个中之一是“《宮宅地形》二十卷”，其他是相人、相畜的相术。在《汉书》的作者看来，这种相地术和相人术都是凭外表形象决定休咎的巫术，以是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并加以解释道：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休咎。犹律有是非，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这解释汉代就有了求其“休咎”而创立的选择住宅的专门巫术，依王充《论衡》，这种巫术的基本理论是：
（图宅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去世亡，犯罪遇祸。（《论衡·诘术篇》）
其理论根本，和《汉书·艺文志》所说“律有是非，各征其声”大体同等。王充还提到，依据这种“图宅术”，则“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即姓为商声的人家，住宅门不能朝南；姓为徵声的人家，住宅门不宜向北。这样的一套巫术，彷佛与堪舆术无关。
北魏时，有殷绍向朝廷献《四时堪舆表》，“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详细内容是：
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合营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季气王休杀休咎，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嫡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魏书》卷91）
这里所说堪舆术，彷佛也与住宅或葬地选址无关。
大约由于《堪舆经》也讲按五音给姓氏分类的理论，使堪舆术和卜宅休咎的巫术联系起来，后代也就每每把卜宅休咎的巫术，也包括占葬地休咎的巫术，也叫做“堪舆术”。但是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由于它的基本理论与风水术相差甚远。
五、风水术是宋代才涌现的、专为葬地休咎而涌现的巫术
据吕才所说，当时的葬书，一是要选择埋葬“年月便利”，二是要选择“墓田逺近”，并且和“宅经”一样，是依“五姓便利”。在吕才看来，这不过是“巫者利其货贿”。大约这种宅经、葬书理论遭到了吕才的批驳，时时髦了，以是到了宋代，涌现了风水术。
风水术的根据，在署名郭璞的《葬书》。个中说道：
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尸首受荫。
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因此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盖生者气之聚，凝集者成骨，去世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乗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经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盖言此也。
郭璞像（图片来源 ：baidu.com）
这是风水术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部分，乃是“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其理论根本，是汉代形成的“天人感应”说。作者据此认为，葬地的气可以入于去世者的骨中：“反气入骨”，然后由于“气感而应”的结果，荫庇和保佑他的后人。
要看某地是否有这样的气，不是看该地是否依山傍水，背风旭日，风水术说的不是这样的、与人的生活密切干系的风水，而是那能否吹散入于去世者骨骼的荫庇后人的吉气的风，是能否止住入于去世者骨骼荫庇后人的吉气的水。要背这样的风，傍这样的水，须要的不是一样平常的背山面水之类的地形，而是要能够成为青龙、白虎之类形状的地形：
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低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去世。（《葬书》）
此外还有所谓仰刀、卧剑，覆舟、横几，燕巢、灰囊等等形状，其利害好坏，就看它是不是能够聚得“吉气”。
《葬书》署名“郭璞”，据《四库提要》考证，则此书出于宋代。而我们在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也的确没有创造与选择葬地休咎有关的“风水”观点。因此，《四库提要》的考证是可靠的。
六、风水术“全无义理”
风水术刚刚出世，就遭到当时思想家张载、程颐的批评，认为这种说法“全无义理”。
从宋代开始，反对葬地决定休咎、反对风水术的人们，有著名的儒者司马光，南宋则有真德秀，明代的开国儒臣宋濂以及他的弟子方孝孺，明朝中叶的王廷相以及清初的儒者徐乾学等，都曾著文，明确反对风水术。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巫术，不合贤人的教导。风水术在传统文化中，一贯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巫术文化。
到了清代，起初在顺治天子的“圣训”中，曾批驳风水说的诞妄。康熙天子的“圣训”，还认为相信风水的只是“内地愚人”。乾隆时期的“圣训”“上谕”，才正式承认了风水术，影响所及，直到近代。
七、环境科学与风水无关
住宅要选择得当的地址，不仅是初期人类就知道的知识，也是动物就有的本能。只是随着时期的变迁，选择的标准也在变革罢了。屯子现在可能还讲究背风旭日，但依山傍水就未必讲究。至于城市，现在则挑选市区、市郊，上班远近等等。这样的环境选择，与风水术无关，而署名“郭璞”的《葬书》中的风水术，也与这样的选址无关。把环境的选择说成是风水术，误国误民，不过是当代的“巫者利其货贿”而已。
葬地也要选择一个得当的地址，以便去世者安宁，生者安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哀求。其选择的标准，也不断变革。这样的选择，也与风水术无关。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不是这样的目的。
结论：风水术是宋代才兴起的、以“气感而应，鬼福及人”为特定内涵的巫术，不是一样平常的选择住宅和葬地休咎的巫术，更与建筑方面的环境科学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