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给排水设计师陈泰被迫过起了“养老”生活。
6月，公司直白地见告他，“项目回不了款，情形很困难”，他被领导安排“做二休五”，即每周上班两天，安歇五天，人为直接减半。如此一来，在路桥与景不雅观设计单位干了9年的陈泰，收入乃至不足坚持生活开销。他只剩六七万元存款了。
一阵始自2019年旁边的寒流刮过了建筑设计行业，在四年里持续降温，吹向了更多新老设计师。2023年，这场寒流依然凛冽。新近的是，7月，上海远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传闻将歇工停产，后该公司澄清歇工的只是施工图部门；当月，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也宣告全体员工无薪休假三个月；更奇葩的新闻是，因“降薪太狠”，重庆一公司97名建筑设计师选择离职，公司反诉其事情交卸问题，建筑设计师一审败诉后已上诉。
这些出圈的新闻令人意识到，那个与中国房地产行业数十年浮沉干系的行业，已经进入寒冬。
降薪，离职，停业
7年前，陈泰是主动背井离乡，到广州来“卷”的。
他告别了老家“养老型”奇迹单位，来到广州一家民营设计院。该院总计约150人，陈泰从事给排水设计事情。在新雇主，他的事情量大幅增加，一年经手项目就有二十多个，收入也随之暴涨。到2021年，他的月收入已经近万，年终奖最多可以拿两三万元。
在官方统计中，陈泰所在的是工程设计这一弘大行业，据《2021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全国企业数量达23875家，可分为矿山采选、加工冶炼、石油化工、建筑市政等七大类。个中，与房地产行业密切干系的是建筑市政种别，常见的居住建筑、园林绿化、燃气管道等均属于这一类。
上升期在2021年戛然而止。陈泰记得，2022年过完年，他就迎来了一轮10%-15%的降薪，当年也没有发奖金；到2023年5月，又迎来一轮10%的降薪。
一位疫情期间入职的女同事收入被砍得更狠，“只能拿广州市最低人为，2300元一个月”。终极，陈泰选择离职。走出公司之际，公司已经退租了一层写字楼的办公室，只与另一家公司合租半层。
统统彷佛变成了一场忍耐力游戏：据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总建筑师翟磊的不雅观察，变革始于2019年。从那年起，霸占建筑设计公司业务大头的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向低迷，项目大范围缩水，以至于建筑设计公司或是订单骤减，或是项目完成也难以回款。设计师们逐渐面临降薪、停发奖金等困局，直到他们再难忍受，主动离职，或是被裁。
2021年11月，入职河南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不到半年，颜荷就被发言：她没有接管自请降薪的哀求，公司拟辞退她。颜荷从此告别了设计院。不过她至少拿到了公司许诺的人为。
相较之下，包洁连薪水也没能拿全。2022年7月，从一所985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包洁入职天津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每月薪水约6000元，“最近几年都没熟年终奖”。她回顾，公司常常拖欠人为，情由也是“回款比较困难”。忍耐一年后，包洁主动离职。她称，公司还欠着她一万元不到的薪水。
员工们苦苦挣扎之际，建筑设计单位经营者也在绞尽脑汁坚持局势。李干城2010年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公司，紧张为酒店、商业综合体做电梯等项目的专项设计。他回顾，十余年来他赚了上亿元。然而在上海疫情和行业寒冬的双重挤压之下，他只能先发部分薪水，项目回款后再补余下的，目前靠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已离开。
实在，公司不是没钱，没收回的款项达七八千万元。李干城以为，有六七成还收得回来，“但是得起诉，不起诉不会给你”。他已开始走法律程序。
曾在广东经营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邓宗周，则在2022年为公司划上了句号。他记得，公司在2019年时还有近1000万元的业务量，疫情迅速击穿了末了的繁荣。高峰时有26人的公司如今只剩邓宗周与另一个合资人。
邓宗周也曾挣扎，他频繁投标、跑项目，与其它单位互助考试测验陌生的景不雅观设计、室内设计与工程咨询，但效果一样平常；他让状师发函催收，也没啥效果；也有的开拓商已经破产，起诉也没用，“资产在清算的时候，是顾及不到我们这边的”。目前，他还有100余万元没能收回。
1990年代：白银时期
55岁的翟磊在2022年创造，他的薪水跌回了2012年时的水平。
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设计师感慨，如今“不去参与卷，终极就会被卷去世”。他已“卷”了生平：1990年代，他放弃稳定事情南下淘金；迈入中年，他经历过“三年买车，五年买房”的黄金时期，也曾想投身火爆的房地家当。如今，他“二进宫”返回了设计院，只等退休了。
与受访的不少老建筑设计从业者类似，翟磊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一个完全盛衰周期，昔时夜齿轮迁徙改变时，建筑设计行业这个小齿轮也开始逐步迁徙改变。
1990年，东北人翟磊从长沙一所985大学建筑系毕业，当年，他被分配回老家一所国有行业设计院，紧张为工厂设计厂房。
那段日子稳定安逸。翟磊回顾，这家设计院过去受某部委及当年效益颇好的一家汽车厂的双重管理，报酬颇为优厚。事情三年，月薪逐年从70元涨到300元、500元。“工人（那时月薪）只拿四五十块钱”。
这家设计院还管分房。员工一结婚，可分配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入职两三年后，只要结婚，还能换套两室一厅的屋子。
不唯报酬优厚，老雇主尚无熬夜与加班等“恶习”。翟磊记得，看大门的老大爷每天下午6点就要锁门。在手绘图纸的年代，没有电脑，没有微信，22岁的翟磊离开单位，便无事情烦恼。
这都是带有强烈时期烙印的报酬特色。翟磊称，那个时期，行业以部委所属的国有设计院为主，地方也有省市所属的设计院，但总体数量不多。为此，要找设计院做项目，有时还得托关系。翟磊评价那段光阴“很爽，但是没钱”。
就在翟磊事情第二年，湖南人邓宗周考上了长沙另一所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四年后，他进入长沙一家设计院，紧张为工厂做强弱电设计。在他的回顾中，长沙的事情与翟磊有几分相似：一天事情8小时，上班还有空喝茶看报，设计院的环境支配与机关单位颇为靠近，没有卡座，而是一间间小办公室，水、电、透风等同专业的工程师分在一个办公室。
1992年邓小平察看南方讲话后，经济培植大潮涌动，房地产行业开始走上时期舞台。
“特区培植热火朝天，须要大量的设计单位给他们做设计。”翟磊说。1993年，他跳槽到了邓宗周所在设计院的珠海分院。而据他不雅观察，当时内地设计院盛行到特区开分院，以抢占民用建筑设计市场。
翟磊向南方周末回顾，比起老雇主整栋楼的阔气，珠海分院便是在一个小区里租民房办公。不过，他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一起干到夜里10点，睡觉就在办公室的后栋楼里。
两点一线的生活得到丰硕回报——来到珠海第一年，他的月薪就翻了番，达1000元。但他还是不知足，“项目弗成，以低真个住宅为主”。翟磊想成名，希望能揽下重点工程如医院、纪念馆、博物馆等。
不过，翟磊很快创造，比起能够令设计师成名的建筑，还是高周转的住宅项目来钱更快。后来，民用住宅也的确为业界的狂飙突进抽响了马鞭。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培植的关照》发布，启动房地产改革，停滞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并配套一系列相应方法。从此，中国住房体系走上商品化、市场化道路。
在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看来，这一改革成效明显。他曾撰文称，1998年全国住宅开工面积急剧跳升，达到1.6亿平方米，较上年猛增近6000万平方米。随后，该数据连续数年高速增长。
金钥匙已经握在了设计师们的手上。
2000年代：黄金时期
2004年，邓宗周入职深圳一家单位，开始了建筑设计界黄金时期的闯荡。他记得，彼时的深圳是中国的设计之都，“深圳设计的影响力是辐射到全国去的，当时基本上东南西北的项目都会找到深圳”。
一年后，邓宗周决定，自己做老板，开办设计事情室。2007年，事情室转变为公司，主营房地产设计。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已至。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康健发展的关照》，正式明确房地家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家当。房地产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以2007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房地产开拓投资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商品房发卖面积增长23.2%。另据新华网，当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0.5％，创下近两年房价增幅新高。深圳更是自2006年以来连续23个月房价同比涨幅10％旁边，北京也连续20个月涨幅超过了8％。
李干城形容，那时海内住宅太好卖，以至于开拓商根本不在意设计，“他们没有什么哀求，有房间、有东西就行了”。建筑设计行业也逐渐进入黄金时期。据2007年行业年报，当年全国企业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26%与50%。
邓宗周乘上了这股东风。他记得，项目太多，他基本不参加投标，以为“摧残浪费蹂躏韶光”，只做敲定意向的项目。除此之外，他还能接到大型设计院的外包项目。公司业务最繁忙时，还招聘过“随便学什么专业”的大专毕业生任绘图员，大略培训后就匆匆上岗。
到2012年，公司26位员工，能独立做设计的员工年薪达到25万元，而像邓宗周这样的创始人，一年便能挣到70余万元。
2014年7月的深圳，在建的深圳国际金融中央成为深圳第一高楼。（南方都邑报 视觉中国/图）
险些与邓宗周前后脚，翟磊也来到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打拼。他对这段黄金期间同样印象深刻：整年无休，冒死干活。单个项目建筑面积动辄达20万-30万平方米，比拟之下，现在这个数字低落至四五万平方米。
很快，不只住宅类的设计，翟磊空想中的公共建筑大项目也纷至沓来，与前者平分天下。2004年，他参与完成了西南一座省会重点高中的设计事情；2008年，他设计了西南一所985大学的校园。
正当翟磊奋力于快速城镇化期间探求机会时，2007年前后，留美归来的李干城进入一家美国建筑设计事情室的上海分支机构——外国公司也赶来中国分一杯羹。事情环境令人艳羡：公司清一色苹果电脑，还装了咖啡机。当时海内非常尊重国外机构设计事情，设计费高，且周期宽裕。李干城一周上班四天，每月得手1000美元薪水与1万美元补贴，“每天过得很嗨，在各地旅游、玩”。
没喝过洋墨水的翟磊没有这样的福利。到深圳第一年，翟磊年薪八九万元，在当时深圳“算低水平”，但他也有自己的掘金法：投入设计师的“炒更”大军。
“炒更”，这个带有浓厚粤语背景的词，意为干正职以外的杂活。翟磊记得，设计项目多，一些小项目找设计院做花费甚多，并不划算。有甲方会私下找设计师互助完成项目，“又快又省钱”，由是“炒更”迅速在业界风行。翟磊每天五点半放工后，便开始“炒更”。“炒更”没有明确放工韶光，收入更是没有确数，翟磊自己一年赚过三四万元，也见过有人“炒更”收入比年薪还多。可假如运气不好，项目黄了，就一分钱也收不到。
2010年代：黄铜时期
翟磊或许会永久记住2012年：那一年是他到深圳的第9年，比起9年前，薪水翻了两倍多，达到20余万元。他在当年淘汰了驾驶多年的国产车，换上了德国车。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翟磊与邓宗周不谋而合地以为，曾经的蓝海逐渐杀成了红海。
翟磊察觉，国有设计院逐渐失落去了主流地位，大批精良的民营设计公司崛起，高薪从国有设计院里挖掘了大量中青年骨干。结果便是，曾经能完成的项目在同样韶光内无法完成，设计质量也较差。
但民营设计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邓宗周以为，竞争加倍激烈，一些建筑设计公司逐渐形成规模，但他的公司却未能跟上，难敌寻衅。他回顾，从2012年开始，公司的业务量每年以10%的速率递减。
与此同时，李干城的悠游岁月也发布结束。他见告南方周末，建筑设计单位数量暴涨，为了抢市场，不少单位打起了价格战。他的觉得是，设计报价自2014年始每年因恶性竞争下跌20%。同时，一批高周转的房地产开拓商兴盛，建筑设计公司发觉这样的项目好接，但代价是，出方案周期缩短为2-3周，很难担保设计品质。
终极，在生产链中，曾经霸占主导地位的建筑设计公司在红海互搏中，逐渐将王座让给了甲方，那些高速发展期间遭到忽略的恶习逐渐显露。
单位内，不少设计师深感被“压榨”。陈钦若2018年参加事情后已辗转深圳三家民营设计院，他对加班并不陌生。事情头两年，早上9点上班，夜里9-10点才能放工。最夸年夜的一次，他在公司里忙了两天没回家，睡觉只能在折叠床上。
这些干不完的活有时还有些荒诞意味。一位曾在天津事情的建筑设计师就记得，她曾做过一个城市设计项目，效果图是航拍城市实景后，再把设计融入。由于航拍时是冬天，领导以为不足有活气，哀求她加一堆绿色的树木。
李干城的体会也颇深。他评价那批高周转项目是“粗制滥造”：“商业方案、业态定位、业态方案、招商都要前置的，但项目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只考虑开业。”他记得，有项目连层高都设计缺点，导致后来无法招商，设计师还得修正。
然而，弘大的事情量下，陈钦若这样的基层设计师事情第一年得手不过13万元，这还不及邓宗周2005年创业前的收入。
设计单位的弱势更成为了设计师们的痛点。邓宗周记得，2018年前后，一家食品公司进军房地产，找他做设计。他评价这家公司的老板并不知晓专业事情，却又喜好提见地。终极，从建筑到机电方案，他们改了七八遍。实际上，按照陈钦若的履历，一套设计方案修正七八次已是常事。
翟磊则亲眼见证2015年后，一批曾被单位淘汰的设计师，扭头去了因货币化棚改回春的地产公司，当了设计院的甲方。过去一年连院长都见不上几次的员工，如今一到设计院，院长都得亲自接待。不仅如此，这批人还根据设计专业履历，提出了更为风雅的设计哀求，“整天就揪着你开会，一会干这，一会干那”。
2019年后：铁锈时期
不同的设计师对付行业究竟何时坠入冰点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对翟磊而言，那个年份无疑是2019年。他敏锐地创造，当年项目少得他已无法“炒更”。
他开始眼红房地产公司的暴富。终于，2019年，翟磊在51岁的年纪跳槽去了民营地产公司。然而，新公司却没有项目。在国有设计单位待了大半辈子的翟磊自嘲搞不来私企人事排斥，在半年后还是回了原单位。
但他可能要为此光彩。
在10余位采访工具中，上海一家大型国有设计院的项目卖力人严海饶，是少有的在2019年后升职加薪的城市方案设计师。他年薪30余万元，即便如此，他也深觉怠倦。
严海饶的影象中，迁移转变发生于2020年。随着政策和市场变动，一批房地产公司很快招架不住。“‘三道红线’后，我们的业主就都剩政府了”。
严海饶开始外出找活。过去根本不奇异做的项目，他得去争取；有时甲方根本没想着做项目，他要说服潜在客户上马，“很卑微”。他乃至干过赔本赚吆喝的事：一次竞标，他的团队拿下了第一，但付出与收益不对等，由于他们前期投入过大。这统统只是为了名声，好往后争取其它项目。
陈泰见告南方周末，近年来有甲方乃至哀求“买大送小”，免费设计一个小项目。为了掩护和甲方的关系，单位也不得禁绝许。
这些不产生实际产值的无用功或许也成为设计师们“被压榨感”的缘故原由之一。严海饶将其视为某种恶性循环：设计师的薪酬中，可能有多达50%是年终奖金，而奖金能否支付取决于项目款能否回款。一旦市场不景气，“盖着盖着项目黄了，后边钱就不付给你了，但实际上我们设计早就做完了”。越是如此，领导也就越要让员工去内卷投标，去谄媚拉拢甲方。
面对这样的困境，陈钦若已经开始思虑转行：“市场说是萎缩了，实在便是不须要这么多做建筑设计的人了。”但转行后能去做什么，他没想明白。
这也是许多设计师的共同困惑。虽说处在职业上升期，严海饶也在考虑转行。他身边有不少同行转行去做了产品经理，也有人去做了交互设计、聪慧城市项目，他乃至曾在社媒平台开帖谈论可能的转行方向，但比来他停更了。他发觉，那些看着光鲜的行业也未必好做。更何况，他如今29岁，再从零开始竞争力有限。他操持去一家与城市方案业务干系的大型央国企作为过渡，两三年后，再看看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2023年，翟磊已然走过建筑设计业的一个盛衰周期。他不想离开现单位，也不打算转行，“哪行都一样，都是看到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打”。还有5年，他就要退休了，从那往后，业界再大水滔天，也与他无关了。
（文中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 姜博文 南方周末演习生 黄艺南
责编 何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