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日本侵华十四年，除了“全民抵抗”的民族精神和沙场上浴血冒死外，还有一件令国人骄傲、值得中原子孙千秋万代讲的故事，便是“西南联大”的前世今生。虽然从她问世到结束，只有短短的八年韶光。可这八年，她像一道闪电，向时处风雨晦暝的中华大地投射出刺目耀眼的圣光，如神一样平常存在，让中华民族千年不断的文化教诲传承得以延绵。更为值得光彩的是联大造就出的浩瀚天之骄子，为日后新中国傲立天下民族之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是吗？你屈指数数。八年间，联大共有3882名毕业生，从中走出2位诺贝尔奖得到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能得到者、8位两弹一星功绩奖章得到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那夜，秋月朗朗，在昆明文林街的云南大学招待所里，我就着一炉炭火，煮着一壶老普，正听着一帮教授在摆“龙门阵”。能在云大听役夫讲联大的典故，是件比饮酒还愉快的事，正是：人生难得如此？今夜洗耳悄悄听。别看艮林副院长是个理工男，讲起文史也是一把妙手，说到高兴处，喜逐颜开；言及困难时，悲情顿现。精彩的金句，生动的描述，我的心情也随着他的表情语调转换而跌宕起伏！
夜凉如水，校园俱寂。百年的云大仿如古刹，亭深人渺，净是清幽。
送走役夫，了无睡意。何不趁这夜色朦胧，林下溜达，听听虫鸣，问问风声，去闻一多作《末了的演讲》的礼堂前台阶坐坐。遥想这位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清高气节的老夫子，当年在西南联大从教时，为坚持一家生存而挂牌治印，却被儿子责问为何发国难财的百般无奈。品味下他被责问后沉思半晌才对儿子说的那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时师长西席心里的无限酸楚。
淡淡的月光下，幽幽的枫林路，很熟年头了的枫树上叶声沙沙，时有叶片落地。只可惜月不晓人意，浅光不借美，实在分不清枫叶那片是红的，那片是黄的。秋夜，在云大校园这条最具小资情调的林荫道上行走，还是得请你小心奕奕，别踩痛脚下无辜的落叶喔。
林荫道尽头处，是“映秋楼”。我在楼前小广场靠椅坐下，悄悄打量着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妻联手设计出的这栋建筑。小楼很文雅，文雅到无可挑剔，即利用现在建筑艺术标准来评判它，仍旧属于出类拔萃。
看着这幢俏丽文雅地“映秋楼”，我耳畔又响起刚才和朋友们围炉品茶时，艮林教授那活灵巧现地对西南联大的立体描述。
梁、林夫妻的建筑设计水准，无疑是顶尖的。正由于精良，梅贻琦校长才会将西南联大校舍设计的重任放在他俩肩上，两人亦欣然受命。谁知呕心沥血，跃然纸上的一流大学设计方案，见光即去世被反对了。缘故原由很大略，就两个字：“没钱”。百般无奈，梁思成将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砖墙变土墙，还不成。才华横溢的设计家感到忍无可忍，冲进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摔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
“茅草房？找个农人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思成痛哭，校长酸心。他将图纸一张一张抚平卷好，声音抖动地说：“思成，等抗降服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天下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言罢，两人抱头，相对而泣。半年后，一排排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这该当是天下上最穷的大学了吧，可这穷大学育出来的却是民族精英！
”艮林讲到此，沉默好一阵，从嘴里甩出句：“现在富得流油的大学多得去了，传授教化软硬件多好，便是少了茅草的精气。”
秋入云贵，凉意袭人。我紧了紧身上的风衣，斜靠在长椅上，回味艮林“少了茅草精气”那句话，深觉意长悠远。
是呀，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骨气，光谈享受，没有了奋斗向上，追求卓越的精气神，怎么会有未来呢？此时动机一闪，我不由得“嗯”一声，自言自语地讽刺自己“想多了哈”。但不管若何讥笑着自己的“自作多情”，脑海还是在揣摩着那群南迁学子，当年怀着什么样的意志和信念，支撑着他们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时候，硬是用双脚在湘西贵州的崇山峻岭间丈量那3600里波折泥巴路，一步一个脚印，困难地从长沙行到昆明，走完这段艰巨卓绝长途跋涉的。这可是场旷世的文人长征啊！
它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是中国教诲史上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长征”
本日的“云南民族师范大学”，便是当年“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和云南大学相邻。白天里，世雄教授抽空陪我去不雅观看西南联大留下来的文物。在陈寅格教授的图片前，我瞩目着这位博学多才、能用十三种笔墨阅读，被傅斯年誉之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教授中的教授”。我仿佛听到他第一天在西南联大上历史课时艳惊四座的开场白：“古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你听听，多豪迈、多自傲！
这又是个多么能让老师自由发挥的传授教化氛围！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的学生，后来的清华教授何兆武是这样评价自己母校的。想到此，我溘然明白八十年代末沈从文大师在国外访问，回答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抗战条件那么艰巨，为何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战前清华、北大、南开30年人才总和”这一问题时，沈从文只以“自由”二字作答的丰富内涵了。
我以为，“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的自由”，而是一种“崇奉明确，目标伟大，为国为民”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壤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人才勃发”地潜心做学问搞研究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吧，否则何来“创新和超越”？这是不是当年“钱学森之问”所直指的痛点呢，我不知道。
和世雄教授边看边走边议论间，一块刻着“育才先育人”五个大字的石碑吸睛了。我肃立，这言简意赅的“五字吷”，不正是教诲的“实质和真谛”吗。
“教授任务不仅在辅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辅导学生如何做人。”我默默读着图片上梅贻琦校长的这段话。作甚做人的标准？梅贻琦的定义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鄂鄂”。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留存于世的两句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言行如惊雷，正由于如此，西南联大这所最穷最褴褛的大学，居然汇聚了300多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须知，那时的老师，属于自由职业，自由流动的呀。
“如何让学天生为个“大写”之人？说件梅贻琦校长的家事。”世雄教授说：“1946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考清华，距录取分数线差两分。梅祖芬的同学让她找自己父亲帮忙，她回答说“正由于我父亲是校长，以是决无可能。”
我听后无限感慨，高山仰止的前辈，真是“身教重于言教”啊。这些先贤的道德操守，让后来者汗颜！
西南联大的八年，放到历史韶光长轴上不过是惊鸿一瞥，何以成为中国教诲史上的奇迹？不是它拥有多少个大师，而是它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校务常委会会议。梅贻琦宣告：“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 至此，天下再也无“联大”。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是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一段话，不知今人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否？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