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地方景致传说的涌现，都与本地区分外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以及民众共同的生理欲望密切干系。敦煌地区处于亚洲腹地，属于大陆性景象，干旱少雨，敦煌汉简就有“悬泉地热，多风，涂丘干燥，毋急其湿也”的记载。汉唐期间产生并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悬泉（贰师泉）、龙勒泉、龙堆泉以及玉女泉等传说，便是敦煌民众渴望水的生理欲望的表示。金天麟说：“地方景致传说是折射历史的一壁镜子。”这些传说承载着汉唐期间敦煌民众共同的社会生活、思想不雅观念和精神风貌，是敦煌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民众文化生理的集中反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贰师泉”——对英雄的仰慕和期许。钟敬文说：“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由于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依据的，便是说都分开不了历史的条件，带有一定历史性。”汉唐期间敦煌泉传说的涌现和流传，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处在战乱中的敦煌民众对能征善战的平乱英雄的期许。悬泉传说中“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及龙勒泉传说中“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等的记述都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干系，悬泉到唐代中后期还被称为贰师泉，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城土境》《敦煌古迹二十咏》《沙州舆志》《沙州图经》《沙州伊州舆志》《贰师泉赋》等均有对这一传说的记载，黄征、吴伟也说：“同一内容的文章在写卷中却存有如此多的写本，书手有异，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文在当时所处的地位。”（《敦煌愿文集》）贰师将军李广利是西汉武帝期间抗击匈奴的将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李广利曾多次征战河西，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敦煌民众的敬仰。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悬泉传说反响的便是处在战乱中的平民百姓对能够平息战乱的英雄的期许，唐代中后期悬泉传说的广泛传播以及泉水名称的演化，也是民众这一共同生理期许的反响。
据史料记载，唐代自高宗开始就不断受到吐蕃侵扰，安史之乱中，吐蕃更是趁唐朝内乱大举入侵，他们“掳掠杀伤”“转去世沟壑”的残暴行为，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害。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壮丁，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住宅，五千里间，赤地殆尽。”“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便是敦煌公民对吐蕃贵族凌辱屠戮当地百姓的血泪控诉。由此看来，晚唐“贰师泉”传说的涌现和流传，就不仅仅是怀念抗击匈奴的英雄李广利和外扬地方景致传说这么大略，而是通过赞赏贰师将军李广利的赫赫战功，以达到勉励敦煌军民抵御霸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浸染。
“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对良马的造就中所表示的民族自强精神。
汉唐期间的敦煌泉传说中有很多与马干系的内容，龙勒泉中说骏马“饮水鸣喷，辔衔落地”，龙堆泉则说骏马“饮水嘶鸣，宛转回旋而去”，都是对良马的英姿真切描述。《周礼》曰：“马八尺以上为龙。”《尔雅》亦曰：“马高八尺以上曰龙。”“古人相马为龙者，不过是说分外高大，为罕见的骏马而已”（赵逵夫《屈骚探幽》），龙勒泉和龙堆泉传说将马比作龙也是基于古人对高大罕见骏马的称呼。敦煌地处西部边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冷兵器时期，马的计策地位就显得非常主要，有时乃至是能起决定战事成败的关键浸染。正所谓“马者，国之大用，兵之先务也”（《新刊校正安骥集序》）“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资治通鉴》）。据史料记载，西汉建国之初，由于常年的战役，中原本地的战马不但数量少，而且体型矮小，根本没法与匈奴的良马比较，《资治通鉴》就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的记载。汉武帝登基后，为备战匈奴，他派人从西域引进良种马并积极造就本国战马，《史记·平淮书》也称“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龙勒泉名称的由来也与汉武帝喜得良马有关，据《史记·乐书》及《汉书·武帝纪》中渥洼水出天马的记载，汉武帝在得到天马之后，就将渥洼水所在之地褒升为龙勒县，龙勒县境内有一座山因名龙勒山，龙勒泉就出自龙勒山。唐代自主国之初就开始骑兵防御体系的建构，李渊将从突厥引入的两千多匹战马和前朝遗留的三千余匹战马一同迁往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新唐书·兵志》）。李世民登基后，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管理制度，规定“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新唐书·兵志》），并多次派人从域外引进良种马进行造就。经由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河陇地区的马匹数量急剧增加，《陇右监牧颂德碑》就说：“肇自贞不雅观，成于麟德，四十年建，马至七十万六千匹。”任何传说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广大民众思想不雅观念的真实反响，也是这一地区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绪方向的集体无意识的创造，因此，汉唐期间与马干系的泉传说在敦煌地区的广泛流传，一方面反响的是战乱频仍的沙州军民对良马的渴望和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汉唐期间历代统治者在加强防御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民族自强精神。
“玉女泉”——对古代民俗和民间崇奉的记录和保存。晚唐五代期间敦煌民间还流传着带有神异色彩的玉女泉传说，这一传说的涌现和流传与当时的社会民间习俗以及时代背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玉女泉传说紧张保存在敦煌地理文书中，《沙州城土境》曰：“玉女泉，州西北一百八十五里。”指出了玉女泉的详细位置；《沙州图经》记载的玉女泉传说较为简单：“玉女泉，县西北七十里，蛟龙曾沉此也。唐贞不雅观刺史张孝嵩（《敦煌录》为张孝嵩，《瓜州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作张嵩，本文统一作张孝嵩）铸铁潜之龙口，逸出于肠，子祚。今长安有龙舌，代见存，今有千称宫在言。”对玉女泉传说完全描述的敦煌文书是《敦煌录》和《瓜州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个中的记述除突现张孝嵩斩龙的大胆与足智多谋外，更有敦煌民众每年以童男童女祭享玉女神的情节。
玉女泉传说中反复涌现的对玉女神祭享情节的描述，则是汉唐期间盛行于敦煌地区的水神崇奉和民间习俗的反响。一样平常来说，崇奉不雅观念与民间传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民间崇奉常常通过改编、搭载或借用等办法影响传说故事的天生与发展，使传说更具有哲理性，更显教养功能；而最接地气、普通盛行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广泛传播着各种民间崇奉和不雅观念教义，潜移默化着受众的思想意识，进而扩大民间崇奉的社会影响。玉女泉传说中，《敦煌录》和《瓜州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中“每岁此郡率童男童女各一人充祭湫神，年则顺成，不尔损苗。”“每年各索童男童女二人祭享”以及《敦煌古迹二十咏·玉女泉咏》中“用人祭淫水，黍稷信非馨”等的记载便是敦煌民众对水神玉女的敬拜，反响了敦煌民间浓厚的水神崇奉，是广大民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集体思维意识的反响。敦煌虽然干旱少雨，但频繁暴发的山洪带给敦煌民众的深重灾害又使他们对水心存敬畏之心，从玉女泉传说中当地百姓每年敬拜玉女神以及刺史张孝嵩斩龙两件事的记述，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付带来磨难的自然神的抵牾态度：一方面怀着虔诚而又敬畏的心情来敬拜以祈求一年的安顺；另一方面又希望涌现一位神通广大的英雄替他们革除祸患，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傲。民间传说作为一种历史遗存，每一个古老的传说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具有大量的文化内涵。贰师泉、龙勒泉、龙堆泉、玉女泉等无不是古老敦煌历史文化的承载，透过这些俏丽的传说故事，我们仿佛看到了汉唐期间处在干旱缺水的地理环境中的敦煌公民在抗敌英雄的率领下抵御外族侵略、保卫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以及在地方官的带领下与自然磨难抗争的顽强斗争精神。这些被勤恳聪慧的敦煌公民编织成的一个个俏丽的传说故事，一代代流传至今，成为了古老敦煌历史文明的文化影象。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9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