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丝特·迪弗洛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她与阿比吉特·巴纳吉合著有《贫穷的实质》一书，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金融时报》高盛2011年度商业图书。书中两位作者调查了穷苦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深度阐发了“贫穷陷阱”的怪圈，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贫穷是源于饥饿吗？为什么穷汉认为电视机比食品更主要？穷汉的营养问题和康健问题如何办理？
以下内容整理自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贫穷的实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穷苦（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两位作者与其他学者通过大量野外调查与随机试验，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贫穷的实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穷苦》封面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信出版集团
穷汉：很多东西比食品更主要
“穷汉”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对付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揭橥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环球超过10亿人正在受饿。
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落，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
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由于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把稳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以为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
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品更主要！
”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落庄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落庄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乃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
而且，村落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贯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六畜生，便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韶光看电视。
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管教诲，他们冒死地找事情。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人类对付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容许以阐明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贯都不才降。这一征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汉是若何躲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落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由寻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使令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
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韶光，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总体来说，穷汉的紧张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殊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形下，我们很随意马虎理解，为什么穷汉要常常进行某种特殊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
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汉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形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险些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屯子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险些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费钱。
贫穷一定源于饥饿吗？“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品。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知足，所有额外的食品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知足坚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S形曲线和“贫穷陷阱”
这一大略的生理机制产生了本日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上图所展现的情形：穷汉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主要事情，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
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汉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落落，他曾向我们阐明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屋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垦植的地皮了。帕克·索林一贯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
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人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人决定不减少人为，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韶光都处于失落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
如果年轻人碰着这种状况，他们常日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阐明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能含量高的事情，他又缺少履历，对付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凡人弗成思议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先容，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足养活三个孩子。
他们的宗子只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其余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援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拍浮）。
就在我们跟他发言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每天天只吃一顿。
帕克·索林向我们阐明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成分，只管这一阐明的合理性彷佛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汉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汉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故意义的事情，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汉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
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用度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彷佛并没有在受饿。如果他们在受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汉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屯子极度穷苦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穷苦人口消费的53%~74%。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纵然是人们花在食品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创造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常日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低落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
然而，情形正好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这表明，至少对付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缘故原由便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此生成活的这个天下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天下粮食峰会上，据天下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天下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供应每天2700卡路里热量。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现代界，但只是人类食品分配办法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品匮乏并不存在。一种强大的直觉见告我们：穷汉买不起足够的食品，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穷苦的缘故原由。
康健陷阱：逃出去的梯子存在，但没放对地方
康健确实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工人可能会无法正常事情，儿童可能会因病无法正常上学，孕妇可能会生下不康健的婴儿。每一种情形都可能使当前的不幸转化成未来的贫穷。
康健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会给人带来失落望。然而，“好摘的果子”彷佛有很多，从疫苗到蚊帐，都是一些低本钱却可以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会采纳这样的预防性方法。
一项针对美国南部（1951年之前一贯受疟疾困扰）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抗疟活动的研究表明，与患过疟疾的儿童比较，未患过疟疾的儿童终年夜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类似的研究结果还涌如今印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不过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国家而异。
这一结果表明，投资预防疟疾的经济回报可能会非常高。在肯尼亚，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TAMTAM（一起对抗疟疾），该组织在肯尼亚的产前诊所发放免费蚊帐。
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们的组织是否有用，于是设计了一个大略的测试：她们随机在不同的诊所供应价格不等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其余一些则采取国际人口做事组织的补贴价格。
结果她们创造，人们对付蚊帐的价格十分敏感，险些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但就国际人口做事组织的价格（约购买力平价0.75美元）来说，人们对付蚊帐的需求已经靠近于零。
迪帕在不同的村落镇重复这一实验，但许可儿们回家拿钱（而不是当场购买），更多的人以国际人口做事组织的价格购买了蚊帐。不过只有在蚊帐的价格靠近于零时，人们的需求量才会成倍增长。
我们还谈论过，通过购买蚊帐而降落患上疟疾的危险，可使人们年均增收15%。然而，纵然收入增加15%足以买下一床蚊帐，但与其他人比较，收入增加15%的人购买蚊帐的可能性只有5%。
换句话说，分发免费蚊帐远远不能担保下一代睡在蚊帐中，只能使睡在蚊帐中的人数稍有增加，即从47%增加到52%，距肃清疟疾还差得很远。
低需求量表明，康健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办理：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精确的地方。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汉为康健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缘故原由：生理学研究目前已可阐明一系列的经济征象，表明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韶光抵牾”观点）。
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希望支配：花一点点韶光（排队等着给自己的孩子接种）是我们当前须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急迫感的情形下去想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顿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因吃得太饱而放弃立时运动的想法），当前的这种觉得更令人不愉快。
当然，我们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奖品”（糖果、喷鼻香烟等）；但当我们为将来而操持时，那种渴望的快感彷佛就不那么主要了。
我们方向于推迟小额度的花费。那么，这就不是由本日的我们花的，而是由来日诰日的我们花的。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备相信接种疫苗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而用度却须要本日来支付。从本日的角度来看，等待来日诰日是通情达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