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是一部从支属角度近间隔不雅观察、记叙世纪伟人周恩来的文献性著作。作者为周总理的侄儿，他从亲历者的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事情情景。用许多动听至深的细节，印证并丰富了众口传颂的周恩来精神。
本文摘自书中第一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 著中信出版集团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事情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细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贯视若无价之物地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知从何处得知父亲存有这批宝贵历史文物，特派杜魏华、李慧庄两位同道到上海家中看望父亲，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最好是原物，或者由他们复制后归还。本来父亲很舍不得，正巧我出差在沪，特地同我商量。我说，七伯是党的领导人，他的遗物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该当给以支持。父亲收受接管了我的见地，同我一起精心挑选了文物，交给杜、李二同道，请他们复制留馆后将原件退还。
以上文物，特殊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心文献研究室同等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代价。对此，我逐一作简要诠释并附原件照片，以飨读者。
信件
第一件，七伯在南京辞别二伯父（即我祖父）、在上海乘邮轮抵达欧洲后不久，于1921年初从英国写给二伯父并转六伯父的一封长信，行文流畅，字迹奇丽。个中最主要的是这一段话：
伦敦为天下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繁芜，人种萃聚，举凡天下之大不雅观，殆无不具备，而天下之政治商业中央，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存问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天下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教室听讲而已，市中凡百征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七伯信中这一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海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心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平生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主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便是到西方成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稽核学习，英国当时是天下上成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天下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形，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征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成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役，舍根本办理外其道无由，不雅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稽核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终极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精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主要创建人之一。
这封信之以是主要，正是由于它真实地反响了七伯从早期反帝反封建学生涯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演化进程。
这里须要解释一个主要情形：七伯这封给二伯父（我祖父）的信，原来有四页，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只有个中含有上述笔墨的一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父亲对把这封信交“历博”陈设一事十分慎重，要我负责阅看后提出见地。别的三页的紧张内容是说，七伯已办好入学手续的爱丁堡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十分昂贵，不得不吁请父辈特殊是与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王士珍素有旧交的六伯父周贻良（字嵩尧）从中斡旋，申请获取江浙地区的官费留学生名额。因此，信中不得不提出“良以个人立身、家庭荣辱，非恃实学不敷以定功”的情由。我考虑，当时“四人帮”正气势汹汹地把“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七伯，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公开陈设，有可能被他们利用，当作“批周公”的“反面”材料。父亲屈服了我的见地，只把信中最主要的一页供应给“历博”，留下别的三页。
父亲还把这封信的后续处理情形见告了我：思想守旧、曾认为七伯“离经叛道”的六祖父，并未为七伯方案办理官费事宜，迫使七伯不得不中断英国的学业，转赴法国和德国探求生路。这一迁移转变，正好匆匆使他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大道。业已赋闲在家的六祖父，所能做的是给七伯汇了一笔款项，先解燃眉之急，再谋后策。不过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六祖父就病故了。
1983年父亲逝世，我请假回上海家中处理丧事，将父亲珍藏的物件包括这三页原信，交给母亲程秀云保存，俟当时身在伦敦我驻英使馆事情的哥哥尔鎏返国后商同办理。母亲去世后此事未能落实。希望有一天，这封信的全部原件能作为完全的历史文献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第二件，七伯1939年6月22日从重庆曾家岩寄给父亲的家书。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但七伯一转业云流水的书法，都是用端正奇丽的正楷书就，一笔不苟。凡是提及他生父、二伯母（我祖母）包括我父亲的地方，一律空格、举头；自称“兄”“嫂”时，则列于右侧。在他生父生日确当天，七伯专门致信上海，向我祖母请安，同时表达对我父亲的思念之情，充分展现了七伯对亲情的关注和对传统礼仪的重视。
第三件，七伯1922年12月9日从巴黎寄给我父亲的明信片。这是一张俊秀的新年贺卡，虽因年代久远，纸质变黄，但仍可以清楚地瞥见贺卡上的笔墨。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2年12月前后，正是七伯策划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见朱德同道并先容他入党期间。次年夏天，七伯就入住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事情。这个明信片表明，在建党初期的百忙之中，他还惦记着自己的润民弟弟。
礼物
第四、五、六件，在欧洲寄给我父亲的工艺礼品。
当时共选择了三件交付“历博”：一件是银色金属质地的折叠式巴黎风景匣，匣内装有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等几张照片；另一件是仿象牙质地的微型瞭望镜，从视孔中可以看到巴黎风景画；第三件是德文牌号的图钉盒。
折叠式巴黎风景匣
图钉盒
望远镜
这三件工艺品，虽说是小礼物，但质地精良、制作风雅，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想必代价不低。七伯在给我祖父的信中提到“初来此邦，人地既生疏，措辞且多隔膜，置身伦敦则殊不知所何措伯仲”，他初到陌生的环境，用微薄的收入屡次购置珍品赠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我父亲，足见他对手足之情的重视！
还要补充解释的是，父亲在晚年病重之际，对曾殷切关照他的七哥思念之情甚殷。为此他多次致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哀求他们履行诺言，在文物复制陈设后将原件退给本人，使他在离世前目睹宝贵原物，以解思念之殷。他还曾致信“历博”和我，委托在军卖力办理此事。后来“历博”派人送来上述文物的复制品，哀求原件留存“历博”，便于长期保管、陈设。这些往来信件至今我仍保存。我同在军商量后，把我俩的想法申报请示给父亲：七伯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他的主要遗物都应作为历史文物由国家保存为宜。父亲接管了我俩的见地。不久他老人家病重去世，此事再未提起。
家规
据我不雅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纳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雅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明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精良的传统文化。纵然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
例如，七伯十分敬仰高祖周元棠（1791—1851）的为人和他的诗作。元棠公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秀才，后科场失落意，以课徒为生。他生平甘守清贫，品行高洁，所著《海巢书屋诗稿》收录有134首诗词，七伯视若珍宝，始终放在床头枕边，时时阅读直到去世。
又如，七伯十分重视祖辈的历史沿革。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全凭影象写下同辈十三位兄弟的姓名和所在房系。回到重庆曾家岩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由和家乡亲友情形，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全的家谱交给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新中国成立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本则石沉年夜海。不过，父亲把他在重庆时写下的草稿和随后整理的一份更详细的家谱以及曾祖父周樵水（1819—1851）和夫人樊氏的画像（自樵水公后，周家近代逐渐由绍兴搬家淮安），都交给我妥善保存，作为祖传的主要史料。
七伯对自己的生父周贻能，更是侍奉唯谨，挚爱至深。在严厉的对敌斗争期间，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韶光孝欢慈亲、奉承于膝下，但只要有与七爷爷见面的机会，哪怕一时半刻，也要力争当面请安问候，随侍在侧。20世纪20年代往后，我家居上海、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七爷爷大都住我家中。七伯在从事地下斗争时，多次冒着被仇敌跟踪追捕的风险，秘密来家看望生父。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还记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虔诚父老，非常和蔼可亲，时常同我谈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期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涯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着迷，印象深刻，至今仍仿佛记得，朦胧地觉得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绍兴周恩来故居
“七七事变”后，七伯赴重庆事情，稍稍安定下来，立即把七爷爷和七妈的母亲接到身边，与七妈一起悉心照料。由于重庆景象湿润，七爷爷身体不是很适应，在1942年7月下旬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八岁。七伯当时正住院手术，生父去世的开始没敢见告他，三天后他才得知噩耗。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说：“从未见过你七伯这样伤心、激动，他听到，顿时跌坐在地，痛哭失落声，严厉地责怪你伯母：‘老爷子去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谁无父母，何从报恩！
’”只管手术后没有病愈，他仍彻夜未眠为父亲守灵。
我们的这位七爷爷，生平偃蹇不得志，但他为人虔诚善良，任事勤奋，甘守清贫，不事逢迎。在七伯身上，我看到了七爷爷的影子。
再如，纵然对当年勤工俭学时未能在申请“官费”一事上给予自己帮助的六伯父周贻良，他仍不计前嫌，恭谨如初。嵩尧公曾任晚清邮传部郎中、袁世凯秘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周家尚在世的七伯唯一的伯父辈。七伯特地约请他来京相见，聘请他为中心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向他请教前清和民国期间政府机构沿革情形，供政务院参考。在嵩尧公八十大寿时，七伯还在西花厅为他设家宴庆寿，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两道淮扬菜：霉干菜烧肉和清蒸狮子头。六爷爷冲动不已。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惨淡面则十分厌恶和痛恨，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这些侄辈谈家史，哀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支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个中的“支属关”（“家庭关”），便是哀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线。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涌现了一些纨绔子弟、吊儿郎当的无业游民和各类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正是从继续家族传统中的精良身分、摒弃统统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新中国成立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多少详细哀求，我们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事情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道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事情的自己买饭菜票，没事情的由七妈代付炊事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宴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巨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分外化。
这“十条家规”，表示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严密详细，一览无余，是我们本日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主要依据。
栏目主编：顾学文 笔墨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 周尔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