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样本》，上海纺织品采购供应，样册，53.5×38cm，1955年，私人收藏
◎辛酉生
3月20日，中心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新中国设计的出身（1945-1959）》展览开幕。展览分为“提高提高”“视觉革命”“积极的工业化”“公民的时尚”“民族科学大众”等5个板块，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背景，呈现1945年至1959年间中国当代设计发展和变革。展览涵盖的设计领域有国旗、国徽等主要标识，货币、邮票等有价证券，图书、海报等宣扬用品，也有生活用品等百姓身边事物，还有普通人较少关注的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和城市方案。
两个源泉：延安和上海
展览名为“新中国设计的出身”，内容却并没有从1949年开始，而是将韶光上限设在1945年。这种设定要表达的是新中国设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传统的沿革和发展——而发展的源头有二：一个是延安的美术和设计，一个是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中形成的设计知识和履历。
策展者认为，延安期间涌现的新年画为代表的宣扬性平面艺术，如彦涵对传统门神画形式加以改造创作的《军民互助抗降服利》，对中国当代设计产生了主要影响。
而城市工商业发展中的设计履历，则以上海为代表。上海以它的经济体量和多元生活需求，供应了建筑设计、服装衣饰、图书杂志、商业海报等诸多创作空间，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主要的设计人才。展览中多次涌现的钱君匋，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在上海从事图书杂志设计，为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品做过装帧设计，是中国当代书本装帧无法绕开的存在。同样长期在上海生活的张光宇更是阅读图书、字体、家具设计等诸多领域。
虽然源泉有两个，但二者并不割裂。延安走出的艺术家彦涵、张仃、陈叔亮，都有在杭州、北平、上海专业艺术院校学习的经历。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欧洲形势》《俄国问题》等的装帧设计，块面、线条的利用与上海出版图书的手腕并无二致，显然受到抽象艺术思潮影响。两种源泉间的差异，更多不在艺术手段上，是在艺术目的和理念上。延安艺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辅导，强调艺术的公民性。如展览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漫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公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种公民性成为1949年后设计的基调。
展览的第二部分“视觉革命”首先展示的是国旗、国徽的设计，包括终极方案和未被采纳的方案。赤色、五星、麦穗、齿轮等视觉语汇，通报着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浴血奋斗取得胜利的意象。公民币上的天安门、宝塔山、飞机、火车、轮船、大坝，通过每天都在利用的泉币向群众通报着革命空想和新中国的培植造诣。
展览中有一整面墙的海报，大量涌现工农兵形象、丰收的麦穗棉桃、工厂矿山；各种样式的和平鸽，反复涌如今邮票、海报、牌号、茶具上——个中既有老画家于非闇笔下的闲雅端庄，也有毕加索笔下的粗犷洗练。可见在经历了战火硝烟之后，人们对和平的企望是多么热切。所有画面都明确地传达出在新的时期要宣扬什么、歌颂什么，一套新的图形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民族元素：接管和活化
新中国设计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民族元素。1949年之前，不论延安还是上海的设计者都把稳接管民族元素，既表示在新年画的创作、图书装帧中，也表示在产品标识、图案设计上。美术事情者们还把稳网络剪纸、窗花等民间美术品，并编辑整理成书。
1949年后，民族艺术措辞的利用更为自觉，领域更为广泛，也更看重与其他设计元素的结合——比如这次展览重点先容的北京十大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建筑，大多受苏式建筑影响，有的则直接是苏联同类建筑的复刻。这一风格中有的是苏联设计师的创造，有的则大量利用罗马柱等西方经典建筑元素。毕竟创造不可能凭空而来，都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创新。我们在借鉴苏式建筑时，也能加入中国元素。如罗马柱柱头和门头上的传统卷草花纹图像，公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对敦煌藻井的借鉴等。在这种中式装饰中，还将过去较少涌现的向日葵图像用传统卷草花办法处理，增长了新的中式图案样式。建筑主体借鉴古建中的歇山顶，广泛采取中式屋顶——中国美术馆更是全体楼体借鉴敦煌九层楼的形式。
当然，对民族元素利用也在不断活化发展。展览中有一件“康乐棋”玩具，棋盘上印着“磨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字样和各种儿童运动。玩法是迁徙改变转盘得到不同点数，用棋子走相应的步数，终极完成各项运动得到锦标。实际上便是传统棋类游戏“升官图”的变体——从科举考试开始到末了官居一品的规则，在新的时期转变成更积极向上的意义。
而印花布的设计则让传统图案发展变革。在赤色布面上印染各种光荣饱满艳丽的花卉、动物，如今已经是民俗符号，被当作传统的象征或者是东北地方文化的象征。实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纺织企业的创新之举。炫丽的凤凰、翠绿的鹦鹉、斑斓的孔雀、夺目的金鱼涌如今赤色布面上，符合当时公民群众神往热烈幸福生活的心情。
贾延良的红旗车外不雅观设计中利用的中国元素，如果不是看到设计图稿，恐怕很难想到。贾延良将汽车外不雅观和他采取的元素绘制在同一张设计图上，流线型设计借鉴衣带飘扬的飞天形象，框架构造接管了明式家具桌腿、桌面的造型，让人不得不一面惊叹设计者的心思奥妙，一壁惊叹先人的聪慧。
时尚变迁：多元与碰撞
当设计师在不断创建新的图形话语体系和新风格时，依然能感到变革不是一簇而就。
展览中，有1940年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的宣扬海报，无不是中英文同列；阛阓设有酒家、饮冰室、画廊、游乐场，俨然现在的商业综合体。在1950年代的阛阓海报中，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海报没有英文，也没有渲染各种享受的话语，简洁明了。中国百货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海报上则印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变革可见一斑。
展览中还展示了大量日用品的包装图片，呈现的光鲜比拟通报着时期的迅速变革。中华牌花露水包装上绘制并立的工人女性和农人女性，美而面牌花露水的包装上则是长裙露背、足蹬高跟鞋的都邑美人。显然中华牌已经把稳以工农为创作元素，美而面还没有跟上时期的基调。
1950年代还出版了教授如何旧衣改新的图书，将男式长衫、马褂、洋装等改为中山装、童装、夹克。但是1950年代涌现的“服装美化运动”中，时新模样形状的女装却多是各种旗袍和很西式、凸显腰身的外套，可见审美思潮的多元和碰撞。
本次展出的还有机器原件等更为小众的工业设计，也花了一定篇幅先容城市方案。曾经的八大重点城市功能方案（大同、包头、兰州、太原、西安、洛阳、武汉、成都），现在鲜有人知了。“梁陈方案”等当年的北京城市方案方案，也只在古建爱好者之间常被提起。1950年代的交通标识设计，让不雅观众感到新奇。
虽然本次展览努力从各个方面展现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设计发展，但或许是由于展陈面积有限，也或许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和资料征集还不足充分，展览显得不足丰富深入。许多内容以展板办法涌现，少了实物的直不雅观效果。展品大多出自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运用处景也多在城市之中，很少涉及屯子地区。大概在当时屯子是设计照顾不到的盲区？希望能有更多此类展览，更全面地展示中国设计的发展流变。知往以鉴今，于当下设计也会有所裨益。
图片来源/中心美术学院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