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答辩”是一个环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约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互换与传播。
本期约请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历史系苏夏（Bill Sewell）教授与三位年轻学人一同谈论苏氏新著《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本文为第三篇评论。
正如格尔茨所说，“人类学家不研究村落落，他们是在村落落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hey study in villages.）。Bill Sewell（苏夏）的《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一书虽然完全地讲述了长春从方案到培植的进程，但却并不仅仅意在重修长春的城市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展现城市方案的进程以及其背后所显示出的意识形态背景，并基于此试图解答一个有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哉问：个人——在苏夏师长西席的谈论中紧张是非政府官员和军人的“普通个体（civilian）” 在一个法西斯主义膨胀、扩展的年代到底扮演何等角色？
作者紧张稽核帝国主义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方案、建筑以及环绕这些方案、建筑产生的话语。他将20世纪上半叶的短短几十年一分为二：其一这天本人以“当代” 模式创造的“非正式帝国”，其二则是包裹在大亚洲主义的话语之下的法西斯政权。在他看来，日本不仅加入帝国主义的天下秩序，更根据不断变革的天下秩序改变着国家身份。经历了“满铁附属地”与伪满洲国所谓的“都城”两个期间，长春从方案到建构都与来自日本的城市方案者与建筑家的理念、构想联系密切。因此，作者选择长春市来开展他的研究，紧张稽核帝国主义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方案、建筑以及环绕这些方案、建筑产生的话语。
在introduction中，作者首先以甲午战役、日俄战役、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役几次历史事宜为线索，谈论在日本设想的东北亚格局中中国东北所处的位置。以1931为界线，在此之前，日本只是争夺在东北地区利益的列国中的一员。而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不仅使得东北地区的利权集中于帝国日本之手，更增加了在外国的日本人的帝国意识，给在菲律宾与缅甸的日本人供应了一个范例。这一期间的日本报纸模拟西方天下对付“近东”的指称，将中国东北称为“近西”。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本土的居民对中国东北有许多想象。这种想象一方面是平民对付日今年夜亚洲主义思想（pan-Asianism）的实践，也是平民对付模拟西方培植日本的“当代”这一欲望的表达。作者在此回顾了Louise Young关于伪满洲国的经典研究，指出“非官方”行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位置。之后，作者先容了以伪满洲国为舞台到东北“探求机会”的日本建筑师、方案者这一群体。以建筑师为代表的技能共同体的形成也正是日本近代国家形成的主要环节：如许多人的研究所指出的，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展也伴随着技能的扩展，因此技能职员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容忽略。在此章的末了一部分，作者大略先容了1800年以来各方势力对付长春的开拓进程对付长春城市持续产生影响，而且延绵至今。
“City Planning”一章回答了“长春作甚”这一问题。这章的每一个小标题都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商埠、“帝国”都城、“当代”都会。而这三个长春城市的面向代表着长春开拓的三个阶段、长春城市的三个区块。方案作为“满铁”附属地的长春时，设计师加藤与之吉（1867-1933）采取了功能分区的做法，方案了铁路、森林用地之外的住宅、商业、公园、公共用地等多种地皮利用类型。此外，长春附属地的培植亦受到俄国中东铁路宽城子附属地的影响。加藤本人的设计理念也被后藤新平批驳为“盲目模拟欧美”。后藤建议加藤拓阔道路宽度，使更多马车通畅，以迎合中国的实际。附属地中的日本元素以地名的形式不断渗透，且街道多以日本人熟习的办法组织——这意味着中国本地居民在设计中被边缘化。而后藤新平与后来的管理者之间的理念差异，更使得中国居民很难参与进这样的城市生活。《满洲日日新闻》将这座城市称为“空想的城市”，且有关长春和其他附属地的照片、图画在日本本土被大规模传播。这些宣扬把长春附属地的开拓行为定义为“在无主地上的开拓”。《城市评论》杂志更是把长春跟欧美城市进行比拟，以表示长春附属地方案中的“文明”“合理”和“当代”。而且加藤等人的方案、实践与这些报纸的宣扬话语终极不仅创造长春附属地，更创造日本国家形象：日本是与其他帝国主义同等的大国。而在1932年后，长春（“新京特殊市”）成为伪满洲国的“都城”，承载了更多的象征意味。作为“帝国”日本的主要话语，“大亚洲主义”在“都城”的方案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近代”不再是唯一哀求，中国“传统”元素也开始被挪用，称为建构有关“都城”话语的工具。以这样理念方案的“新京”不仅得到了《满洲日日新闻》和日本本土媒体的强化，乃至得到了美国建筑学界的赞赏。“新京”拥有高森林覆盖率和日本本土无法企及的人均绿地面积，此外，以佐野利器（190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为中央，均是毕业于东京大学和留学欧美的专家。这统统都宣誓着这座“都城”的理性与文明。军方则更在意这座城市如何被更好地掌握。但经由会谈，两方达成了共谋。在这场共谋中，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便是本地居民，一位妇女由于征地而自尽便是例证之一。这戳穿了“大亚洲主义”的面纱。“伪皇宫”的培植又一次验证了这套话语的薄弱，长春究竟还是那座被军方严格掌握的、被战时紧张气氛笼罩的城市。
第二章“Imperialist and Imperial Facades”从建筑的角度连续展开论述。作者先从建筑家协会商起。这一协会建立于1886年，到本日仍旧存在。协会的会刊《建筑杂志》也是此章的主要史料来源。在1910年代的建筑家协会中，有13%的成员，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地区活动。这个比例一贯增长，到了1942年，乃至达到20%。西泽泰彦将这一群体称为“渡海建筑家”。这一建筑家群体在日本接管了建筑学演习，熟稔各种建筑风格、建筑材质及其背后的话语。只管他们分属于“满铁”（小野木孝治、太田毅、横井谦介等人）或不同的民间事务所。但是他们和城市方案者一样，也以建筑行为表达着他们对付帝国的构想。在长春成为“新京”后，这种表达更加露骨。这一期间盛行的领悟了西方风格的“兴亚式”建筑常被看作是伪满洲国建筑的代表。由于这种建筑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当代的外不雅观和举动步伐，最能够表示“民族协和”的理念和大亚洲主义的构想。然而与城市方案过程中碰着的困境一样，这些新被创建的城市景不雅观中充满着复兴“传统”和构述“当代”的抵牾感。与之相似的是西田多少很多多少郎、铃木大拙等人在哲学上的实践，这些同样构成着战时日本的精神面貌。而且，作者尤其强调在伪满洲国的社会构造下，只管日本人建筑家力争布局一种“复合民族风格”的建筑，日本人之外的人却很难共享这些建筑中的民族主义表达。此章中，作者也对不同建筑风格进行谈论，指出建筑家们受到不止一个“西方”的影响。回到亚洲，大亚洲主义本身也并非一个整体（笔者按：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起源与不合可以拜会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只管建筑家们对付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是流于表象的，但不同的建筑家对付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是否存在不合？而在以上两章中，实在存在着以《建筑杂志》为中央的建筑家对自己行为的评估和以《满洲日日新闻》为代表的有关建筑的各类不雅观察者描述的话语，这套表述又是若何的关系？
伪满洲国中心银行旧址，现为中国公民银行长春支行
第三、四章，分别为“Economic Development”和“Colonial Society”，作者通过社会经济变革和人口学剖析，试图重修当时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实态。作者谈论了日本人如何将城镇的经济融入帝国，并以此来改变城市景不雅观。与方案和建筑一样，经济扩展也反响了本地乃至国际问题以及个人不雅观念。终极，日本人的态度不仅影响了城市建筑环境中经济发展的实现办法，而且同时刺激和限定了城市发展。而随着战役的进程，更使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不同籍贯族属的城市居民逐渐生活在惶恐感之中。
纵不雅观全书，作者以建筑、城市方案这两个切面，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殖民话语的多重面向。从建筑师、城市方案者等技能职员进入，能更直不雅观地展示出帝国日本所挪用的一系列话语的抵牾感。全书供应的有关长春城市的历史阐述，对付开头的问题，供应了不言而喻的解答。只管建筑家和方案者们在长春的培植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构想，但这些努力和构想在帝国日本的框架下，却只能引带来更多的糟糕后果和问题：例如对付战后建筑的保护与拆除、城市空间中的历史影象。而本日的东北亚天下，仍旧生存在这些问题的阴影之中。
Christian Hess（何凯思）对付大连的研究可兹借鉴。在“From colonial port to socialist metropolis: imperialist legacies and the making of‘New Dalian’”一文中，他指出在以大连为代表的东北城市之中，存在一种不同于以上海为中央的“近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背后则是被遮蔽的日自己分的影响。然而“日自己分”究竟是什么？是由谁，哪一种势力和理念主导的“日自己分”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
韩国对付日帝强占期间的历史影象和城市空间的改造可以看作理解“满洲国”问题的镜像。1912年朝鲜总督府就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区改正”条例，1926年朝鲜总督府建成。在本日韩国的历史阐述中，这一系列方法不仅被认为是割断19世纪中期开始的汉城（今首尔）城市培植的粗暴举动，更具有殖民主义和日帝统制的象征意味。而在民间影象之中，这些城市培植对付城市的风水造成了毁坏。因此，经历了激烈的辩论后，1995年，朝鲜总督府拆除。有学者指出，在关于总督府拆建的论争中，辩论双方都不以影响交通或地皮利用等实际成分为论据，而是关注民族情绪和历史影象等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成分。
对付解答以上问题，本书是一个有益的开始，从方法论来说，本书供应了一种可能性：只管斯金纳关于“以言行事”的名言时俨然成为现今学术谈论中的盛行语。但正如作者所说，研究意识形态的实践与影响十分困难。作者以城市建筑的表象背后的建筑家群体和环绕建筑展开的话语为线索，对付大亚洲主义、传统与当代关系、帝国主义等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史上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命题做出了又一次回应。作者透过技能职员的研究却能够在几个层面上和不同的既有研究对话。首先是，山室信一有关“满洲国”统治布局的研究。在山室信一看来“满洲国”如怪兽奇美拉（キメラ）一样，存在着多个面向，特殊在理念和现实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合。本书所研究的建筑也正是真能表示山室信一所指出的这种差异。建筑的风格当然承载着风格和构想、然而建筑家、方案者、居民、投资者、城市的管理者乃至营造建筑的工人，都对付建筑有着不同的理解，更与建筑产生着不同的联系。其次，以技能职员的行动为线索，还可以对鹤见俊辅的日本战时精神史研究做出有力补充。鹤见氏的研究侧重于对付日本本土的研究（除“日本之中的朝鲜”一章），而苏夏则把“帝国”的触角伸向外洋。且供应了一个详细的人群的行动，极大丰富了对付战时日本“普通人”精神天下的认识。而且本书对付所谓的“日本风格”有所解构，阐明了“日本风格”或者“日本影响”背后繁芜的建筑学传统，也对付“本真性”的“日本风格”的迷思有所破解。当然，关于作甚“帝国”，作甚“帝国风格”，仍存在着追问的可能性，在所故意识形态的构筑背后，一定不会是不雅观点到不雅观点的繁衍，其背后隐蔽着的更是利用、培植这些意识形态的真实的人的目的。正如作者已经指出的：对付“当代”的理解和对付帝国意识形态的宣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当建筑师与方案者谈论“当代”的方案时，他们对付“当代”的理解又是建立在什么的根本上？
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还是一个主要的提示：纵然在本日，人们在进入任何城市时，评判任何城市时，恐怕也仍旧把方案与建筑当作一个很主要的向度。然而，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可能会对这样的评判提出一个质疑：无论关于这些建筑所展开的话语如何华美动听，任何的建筑都绝不是海市蜃楼。在这些建筑方案、选址、落成再到末了建成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人群发出的喧华但真实的声音。唯有尽力谛听这些喧哗众声，才可以破除那些缠绕在话语上的神话与盲信。
任务编辑：彭珊珊
校正：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