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力比拟悬殊，中国军队在正面沙场上虽然顽强抵抗，却依然节节败退，而国民政府也迁往陪都重庆，依托西部地区的自然天险持久抗战。由于日寇是从中国经济最繁华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国民政府的战役动员就包含了将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迁往西部后方，而这场工业内迁运动后来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克劳塞维茨基于拿破仑侵俄战役的教训，将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一种分外的间接的抵抗办法，认为采纳这种战法 “紧张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中国战时的工业内迁，亦是国民政府间接抵抗办法的一部分。
下文选自《战役与工业：抗日战役期间装备制造业的蜕变》一书。
《战役与工业》，作者:严鹏，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一、迁与留的死活决议
近代中国工业聚拢于沿海地区的布局，早已引起学者的诟病：“这由于靠近市场，及运输便利的缘故，虽然合乎经济的原则，然而未顾到我国的国防安全问题，以是不合乎国防经济的原则。”
1935 年德国军事顾问在给国民政府提的战备建议中，亦设想了“沿海诸省迅速失守”的环境，并相称看重四川作为计策后方的意义，称：“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形，必无降服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故而，当国民政府进行备战时，已经考虑到将新工厂建于内地。资源委员会筹办机器厂、钢铁厂和电工器材厂，选址于湘潭下摄司，即由于钱昌照等人“已考虑到抗日战役的不可避免，不再培植在中国的东部沿江沿海各省”。只管资委会机器厂制造航空发动机的操持受阻于航委会，一贯拖延未定，但湘潭的基建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根据档案记录，1937 年 2 月，下摄司临时办公处房屋已落成，“五千分一之三厂总图”亦已绘就，湖南地方政府也赞许在产销税问题上“记账放行，实际上即是免税”，可谓形势大好。只是，恰如钱昌照后来回忆所言，纵然选址在湘潭“仍旧没有估计到后来的抗战形势”，结果导致“二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不过，在湘潭筹建的国营大厂毕竟还是有一两年的缓冲韶光，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装备企业的上海工业界，则在战役全面爆发后立即面临迁与留的死活决议。站在国民政府尤其是资源委员会官员的态度，当然是希望将上海工厂全部搬走，不留下资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钱昌照利用在蒋介石身边事情的便利，条陈迁居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紧张工业的操持，得到蒋介石批准，并顺利得到专款。他当即约请上海机器工业同行公会主席颜耀秋到南京面谈。
7 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实施粮食统制、资源统制和交通统制，个中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调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共同筹办。钱昌照于是调集上述单位举行会议。然而，工业界乃至政府内部的态度实际上是分解的。一方面，颜耀秋、胡厥文等企业家对付内迁非常积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企业持不雅观望态度，或者不愿意内迁。当钱昌照出面调集资源统制会议时，见地亦分歧一。
7 月 28 日，在机器和化学工业组会议上，趁谈论全面抗战之军需供给问题时，林继庸发起将上海工厂迁到内地去，有人就提出异议，认为“上海的各家机器厂凑合起来，其设备也抵不住一家国营的兵工厂，实在值不得迁居”。林继庸则表示民营工厂的规模虽比不上国营厂，但亦有其用途，而且民营厂多接管国营兵工厂的订货，何况“即如我们国营兵工厂的规模亦比不上克虏伯、斯柯达等厂，但是我们的兵工厂搬进去亦可帮助战事的进行”。
林继庸
在林继庸的努力下，会议赞许与民营企业考试测验进行内迁接洽。当天下午，资源委员会即派林继庸、庄前鼎和张季熙前往上海。越日，胡厥文调集上海机器同行公会执委会，约请林继庸等参加谈论。这次会议亦经由了激烈辩论，在胡厥文的带动下，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大鑫钢铁厂余名钰等几家稍具规模的企业之卖力人均表示乐意内迁，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浸染。当晚，胡厥文、颜耀秋即随林继庸回南京，向政府表示相应内迁号召、共赴国难的决心，并请政府办理内迁的经费问题。起初，政府只拨给 56 万元迁移费，经企业家们力争，追加到 500 万元。此后，胡厥文等人即回上海，奔忙奉劝各厂商内迁，争取到百余家企业。
8 月 10 日，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监督委员会，明天将来诰日，由林继庸在上海主持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委，卖力组织上海工厂内迁。8 月 13 日，上海战事爆发，多少之前迟疑未定的厂商亦纷纭报名内迁。至此，工厂内迁正式拉开帷幕。
从经济角度看，上海企业不愿意内迁，是符合逻辑的。实际上，依托于西方列强租界的存在，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曾享受一段韶光的“孤岛繁荣”，装备工业也一度畸形发展，用同行公会的话说：“我同行新设之厂，为数颇多。”反不雅观当时的内地，投资环境明显恶劣得多。例如，由于湖北地方当局所谓“三宝”(石瑛、张难先、严立三)持“以农立国”之态度，当上海装备企业最初迁至武汉时，竟无法购到土地建厂，由于当地精英宁肯留着地皮栽种旧时特供皇家的洪山菜薹。
当然，由于此前上海的“一 · 二八”抗战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韶光，有些企业也是心存侥幸。例如，当林继庸苦劝上海一位大企业家内迁时，在“反复陈述了之后”，得到的回答是：“林师长西席，不要太愉快啊！
记得’一 · 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统共歇工还不敷十天呢！
”在迁与留的决议背后，仍是经济人的理性打算与对战役形势之估计的抵牾。
进一步说，不但因此逐利为本的民营企业家，纵然是政府官员与国企管理职员，在迁与留的问题上也会迟疑未定。例如，战役全面爆发后，翁文灏任命恽震为资源委员会电业处处长，哀求把战区的发电设备尽可能拆迁到后方去，恽震遂叮嘱消磨副处长陈良辅带领机匠实行拆迁任务。然而，南京和戚墅堰的电厂，受控于宋子文，厂长陆法说“不许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当时也归宋家的培植银公司掌握，亦称“不许拆”。恽震在多年后仍讽刺这种“不许拆”的做法，“那便是准备给日本侵略军来利用了”。事实上，当资委会决定将湘潭等地的国营企业进一步内迁至云南等地时，企业内部亦有不同见地。
1938 年 2 月 23 日，王守竞派往欧洲与外商进行技能互助会谈的施伯安、费福焘致函王氏，反对将工厂迁往云南，仍力主“厂基应在交通较便之地点”，其紧张情由包括：(1)设厂于云南在质料供应上不便，“普通质料凡沪汉两地均能供给者，如厂近长江则隔日即可购到，如设在滇省，则非旬日以上不可，因之储备质料用度须特殊加重，否则不免有歇工待料之虞”；(2)设厂于云南会增加各种业务本钱，“派匠出外装机，倘其事情约需 10 日，如以长江沿岸为出发点，其来回路程或须 5 日至 8 日，如在滇省，则来回路程期非 20 日不可，川资加贵尚在其次”；(3)在云南设厂不利于市场竞争，“此中业务之竞争，其对手方完备系英德美大厂之代表为工具，其成败在于能否临机决议确定为转移，如厂在滇省，来回不易，结果全仗函电之交流，鞭长莫及”。这些建议既出于常日的经济考虑，亦基于对战役可能会很快结束的研判。
左1：王守竞，左2：Ralph Kronig，右1：I. I. Rabi。1926年，已经拿到两个硕士学位的王守竞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王守竞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了理论物理兴趣小组。这些年轻人后来成了美国理论物理的顶尖人物：刚博士后出站的讲师拉尔夫·克朗尼格（Ralph Kronig，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同在哥大物理系做博士论文的拉比（I. I. Rabi，因发明核磁共振法获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杰拉尔德·查卡洛斯（Geraid Zachairs，美国国防政策专家）。
3 月 1 日，两人在写给王守竞的信中，更明确指出“工厂地点因地利关系不能充分发展者先例甚多”，虽然“战役期间，一样平常生理，当然离战区愈远愈好”，然“一旦战事平定后，决不能抛弃战区置之不顾”，故二人自认为其主见“在眼前提出似不合生理浸染，且有吃米不知米价之识，但真理所在，对付工厂出息有莫大关系，将来恐悔之无及”，遂仍期望王守竞“俟一样平常生理变换时相机而行，决定以湘潭为大本营，俾收事半功倍之效”。王守竞回答曰：“在湘时局混乱，不迁滇无以安定民气积极事情。”实在，王守竞自己对战役会持续多久也没有把握，乃至考虑过“若一二年后时局沉着，再决定是否迁回湖南或另筹他法”。
直到 3 月 15 日，施、费两人仍在写给王守竞的信中强调： “现在将机迁滇非常方便，但此种运输仅创办时一次而已，至于往后制成之品欲运至战区以及战区中毁损之品应迁入修理者，设厂太远，诸多不便。”然而，战役的扩大化与长期化显然超出了王、施、费等人的估量，当年武汉的沦陷，使选址于长江沿岸的区位上风损失殆尽，反而证明了迁址云南的英明。1938 年 5 月，王守竞致函张乔啬，称：“厂已决定全部迁昆明，已在昆明郊野购地七百亩，且已兴工建造房屋。”此后，该厂便全力从湘潭迁往昆明。1938 年 7 月，机器厂“已全部迁昆明，下摄司已成空厂”。
因此，只管事后看来，“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是一曲悲壮的民族赞歌，但在历史当口，迁或是留，却不是那么随意马虎决议的。自然，部分企业，尤其是可以利用租界的上海企业，纯粹是出于牟利之心，选择留下，并大发战役横财；但还有一些企业，则基于对战役形势的研判而犹疑未定。毕竟，在 1937 年 7月7日之前，中国虽自 1840 年以来屡遭外人凌辱，却从未有任何一次战役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韶光如此之长、敌寇之残暴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不抗争到底即亡国灭种。这种生理上的缺少履历，给战役初期国民政府的工业动员增长了额外的阻力，也彰显了经济逻辑与国家安全逻辑之间的抵牾。
二、装备制造业的大西迁
抗战期间的工业内迁是一个持续韶光较长的过程，实际上已超越了战役初期的韶光范围。大体而言，内迁分为两步，首先是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武汉，然后，随着日军进逼武汉，已经内迁的企业又和武汉本地的企业一起，进一步西迁。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勾勒的图景，实际环境更为繁芜。例如，一些上海企业并未迁往内地，而是迁到了喷鼻香港。再如，上海企业的大规模内迁是伴随着“八 · 一三”沪战之炮火的，但在所谓的“孤岛”期间，仍有部分企业打破日伪封锁，辗转内迁。
由于装备制造企业或一样平常所谓机器企业与军工生产关系密切，因此，在内迁的企业中，装备企业为数浩瀚。据统计，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 会曾帮忙迁出民营工厂 146 家，其机器及材料安全抵达武汉者重 14600 余吨，技能工人 2500 余名。这些厂家中，机器五金业 66 家、造船业 4 家，计装备类企业共 70 家，约占总数的 48%，数量颇可不雅观。这些企业迁到武汉后，由于日军顺长江而上展开进攻，遂又与部分武汉本地企业 一道，再迁往要地本地更深处。
与此同时，山东、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亦有工厂内迁。实际上，出于军事考虑，国民政府对装备、化工等企业迁居给予的补贴也最高，故装备企业在所有内迁厂矿中所占比重最大，达 40.40%。据 1942 年 3 月统计及 1967 年之改动，战时迁往各地的民营装备企业数量分别为：四川(含重庆)103 家，湖南 50 家，广西 14 家，陕 西 8 家，贵州 3 家，湖北(老河口)1 家，共计 179 家。此外，尚有武汉的 2 家企业在迁居过程中与政府失落去联系。在 179 家工厂中，原籍上海者 59 家，占 33%，原籍武汉者 96 家，占 54%。因此，内迁之装备工厂，实以上海、武汉两地之企业为主。在迁入地中，重庆收受接管的企业最多，所谓迁入四川者，险些全部聚拢于今日重庆直辖市范围内。
与大多数迁往重庆的民营企业不同，筹建中的资委会大型国营企业紧张迁往了云南等更偏僻的地区。当时，云南由地方实力派龙云主政，不在中心政府直接掌握范围内，钱昌照遂与龙云切磋将中心企业迁往云南兴建之办法，大体方法为：“中心和地方合营，中心出钱，地方着力；企业由资源委员会全权处理，地方不过问，人事全由资源委员会配置； 年终结算，利润各半分配，中心所得到的 50%，仍担保用于地方兴办工业。”这一办法得到龙云的赞许，此后又推广至广东、广西、西康、陕西、甘肃和青海等地方实力派主导省份。
对资源委员会来说，该办法的最大好处在于节制了对企业的绝对掌握权，从而使技能官僚能以专业办法进行经营管理，并且，在资委会看来，“主要国防工矿须由中心主持，否则恐毁坏统一”。但另一方面，取得地方实力派之合营，也成为中心级别国企在战时后方能顺利发展之保障。
除了搬运设备、材料外，职员转移亦为工厂内迁事情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由政府帮助内迁的机器工业技工累计达 5968 人，为各业之 最。1938 年 4 月初，国民政府工矿调度处还制订了技能职员征集办法，规定凡化学、机器、电器、矿冶、土木、纺织等科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称学识履历者，可向工矿调度处申请登记任用，工矿调度处按其资历，分为甲、乙、丙级，各给以技能员名义及生活费，派往得当的厂矿或技能机关做事。此办法一颁布，即有青年技能职员百余人申请。至 1942 年为止，此类由工矿调度处先容及叮嘱消磨的技能职员达 700 名。而据 1941 年数据，由政府分发或先容事情的技能职员中，属于装备工业者 122 人，次于化学工业之 221 人，在各业中居第二位。
此外，国统区高校的工程院系在战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有所增加，工科专科教诲亦有所扩充。 一些高校，与厂矿一样，亦迁往西部后方，其最突出者当属西南联大。与之相应的则是工科生人数的增长，如图 1–1 所示。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1937 年之后，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工科生人数有大幅攀升，这与战时需求及全体社会风气之转向皆有关系。
1938—1940年间，中国文实两类学生中，文科生比例约为 46%，包括工科在内的实科生比例则为 54%，重理轻文之格局已然形成。而在工科生中，学习机器工程者人数不少，以 1940 年为例，看当年大学工学院分系学生人数统计情形：
如图 1–2 所示，1940 年中国大学工学院学生仍以土木科为最多，但机器科紧随其后，如若将电机、航空、机电、造船亦算在内，装备工业干系科目的学生有 3630 人，比土木科学生还多。这些学生，将成为战时中国装备制造业工程师军队的有力补充。
综上，日本全面侵华战役爆发后，原来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实现了一次向西部扩散的大迁移。不仅是企业，还包括人才，均涌现了西向流动。当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大西迁并非由经济缘故原由引发，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经济逻辑的。这次大西迁，是国民政府在战役初期的经济动员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是一场经济上的计策撤退。随着大量装备企业落脚于中国西部地区，中国装备制造业真正翻开了其战时篇章。
不足为奇，第二次天下大战中，另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苏联，由于各类缘故原由，未能完成全面动员，在战役初期被德国打了个惊惶失措，丢失惨重。然而，当西部大片国土沦于德军之手的同时，苏联也开展了一场壮阔的工业东迁，将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大量计策性工业撤至阔别战火的腹地。
1941 年 8 月 16 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战时经济操持》，决定将工业转移至苏联东部的乌拉尔、西西伯利亚等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加强军事生产。东迁的效果十分显著。1940 年，乌拉尔的装备制造业产值为 38 亿卢布，1942 年已增为 174 亿卢布，装备制造业在乌拉尔工业构造中所占比重亦由 1940 年的 42% 增长为 1942 年的 66%。西西伯利亚的装备制造业，在 1942 年使工业生产量较 1940 年增加了 7.9 倍，在 1943 年则增加了 11 倍。装备制造业东迁为苏联在沙场上的大反击创造了物质条件。
可以说，中苏两国装备制造业的战时大迁移，表示了大国间接抵抗的一样平常规律。
编辑：萧轶，寇淮禹
校正：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