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出身和发展于地球大气环境中，气候变革无时无刻不影响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生活活动。商丘先民在与自然磨难斗争中产生和发展了聪慧，形成了古代气候科学，由此，商丘成为中国气候文化的主要起源地。
一、远古：氏族社会商丘气候科学的抽芽
商丘，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在远古漫长的岁月里，燧人氏发明了火来改进食品、环境和驱逐猛兽。从此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受自然景象使令，学会了择适宜景象而居。伏羲氏时期，葛天氏、朱襄氏、栗陆氏是分封居于商丘的部落首领，葛天氏居于葛地（今宁陵县），朱襄氏居于株野（今柘城县），栗陆氏居于栗邑（今夏邑县）。葛天氏名号的由来与其不雅观测天象密切干系。《路史·前纪七·葛天氏》载：“‘葛天’者，权天也。爰儗旋穹作权象，故以葛天为号。”罗苹注：“《说文》：‘葛，盖也。’”“权天”即测天，葛天氏对浩瀚运动的苍穹进行悉心不雅观察，提出了“天如盖”的不雅观点，即“天如笠帽，地如覆盘”，这便是“天圆地方说”，后来形成“盖天说”学派，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构造学说。他发明创造葛天穹庐，使人学会了建立寓所以蔽风雨寒暑，并产生了建筑艺术；他发明了以葛制衣，使人学会了用衣物来御寒，并发展出了装饰艺术；他创制《葛天氏之乐》，设祀祈求风调雨顺和丰收，舞蹈以消灭风湿保养身体减少疾病，成为中国乐舞的主要源头。炎帝朱襄氏被伏羲封为“飞龙氏”，最大的贡献便是发明五弦瑟，平衡阴阳，使天下苍生安居乐业，这便是最早的律吕学。栗陆氏被伏羲封为“水龙氏”，繁滋草木，开导起源，堪称水利开山祖师。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的许多幼芽，其抽芽都与气候感想熏染或气候知识有关。
五帝时期，帝喾高辛氏是一位长于利用自然景象的部落同盟首领。他“夜不雅观北斗，尽不雅观日，作历弦、望、晦、朔、迎日推策”，或“不雅观北斗四季指向，以定节气；不雅观天干以定周天历度”，科学探索天象、物候变革规律，划分四季节令，辅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命乐师咸黑制作了《九韶》《六列》《六英》等乐曲，又命乐垂作鼙、鼓、钟、磬等乐器，以律吕平衡天地阴阳之气。从而使中原农业涌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农耕文明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今睢阳区高辛镇有帝喾陵。
仓颉不雅观察星宿的运动趋势、鸟兽的足迹，依照其形象创笔墨，《淮南子·本经训》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实际上这是反应了人类早就见到了龙卷风造成的“怪雨”，并十分恐怖，夜里听到遭了打击的野兽嚎叫，以为是鬼在哭。今示范区有仓颉墓。
唐尧时期，襄陵（今睢县）先民创作了《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种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据考，这是我国有笔墨以来涌现最早的民歌。《万姓统谱》载：“唐尧时，击壤而歌之老翁，姓席氏，尧尊为老师。”睢县成为席姓起源地。《击壤歌》寥寥数语，道出了古代先民的生活状态。太阳的起落便是他们的韶光依循，人的劳作和安歇与太阳的升起与降落完备同步，懂得与自然规律同步。这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宇宙不雅观、韶光不雅观、自然不雅观。
二、夏代：商先公建立中国最早的不雅观星台
夏代生产力的发展，对气候、天文提出了更高的哀求。自唐尧时期，大水泛滥，大禹曾在古代九泽之首孟诸泽（今梁园区东北）治水，疏通河流，兴修水利。《尚书·禹贡》载其“导菏泽，被孟猪”，孟猪即孟诸泽，意即大禹疏通了菏泽，并在孟诸泽筑起了堤防；《墨子·兼爱中》云：“古者禹治天下，……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今在商丘古城南侧八关斋内有“禹王锁蛟井”，便是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而建造。商族人的开山祖师契曾经辅佐大禹治水，且因有功而被舜命为司徒封于商（今商丘）。契属于东夷玄鸟氏部族，玄鸟氏乃司分者也，即是主管春分、秋分的官，以燕子春分来、秋分去而定节气。契根据季候“敬敷五教”，对农业有大贡献。东夷族的首领伯益曾佐禹平治水土，发明凿井，是伯益开拓利用地下水资源的一大创造，对付生产生活都有重大意义。
虞舜的儿子义均封国于商地（今商丘），称为商均，建立有虞国。商均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先后发明弓箭、舟船及乐器等。《荀子·解蔽篇》云“倕作弓”，《墨子》云“虞姁作舟”，《吕氏春秋·古乐》载“帝喾命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笭、管、埙、篪、鞀、椎钟”，《尸子》载“古者倕为规矩准绳，使天下效焉”。这些工具对天文气候丈量意义重大。今虞城县利民镇有商均墓。今永城市鱼山山顶仍存有虞氏部落图腾岩画驺虞图和其部落插竿不雅观测星象气候、度量天地的多个“石臼”。
商族起源于商丘，商先公在夏代时在此栖息生存，阏伯曾不雅观星授时。尧称帝后，封阏伯为火正，是中国早期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阏伯担当火正这个天文气候官，专门不雅观测、敬拜大火星，以此为依据测定一年的自然变革和年景的好坏。阏伯不雅观测星象的高台至今仍存，称为阏伯台，是“最早的商丘”。1994年5月，全国30余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齐聚商丘阏伯台，通过考古和研讨认证，帝尧期间的阏伯在此不雅观星授时，根据火星的运行规律，分清了春夏秋冬四季，辅导当时的农时，是全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座古代不雅观星台遗址，并且将这座不雅观星台定名为阏伯不雅观星台。
三、商代：成汤祷雨以及最早的气候预报
商代比夏代有更高的生产力，然而在与自然磨难作斗争方面，贩子比夏人更迷信定命、鬼神，这与他们的天道不雅观有关。富商天人关系和求雨的范例例子，是“成汤祷雨”的故事。《吕氏春秋·顺民》记载:“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雨乃大至。”这是最早的“人工求雨”的记载。成汤祈雨的地点在桑林之社，至今仍有桑堌遗址，位置在夏邑县桑堌村落东。
商族喜好用占卜来决定大事，自商先公居商开始，到成汤定都南亳，乃至商朝灭亡，商族人在甲骨卜辞中记载了许多与景象或时令有关的知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将卜问的内容进行了分类，个中有关气候的包括卜年、卜雨（含风、雪、雾、霜、雹等）、卜霁、卜旬，对景象征象的记录就在这几项中。个中有片占卜商王外出野猎是否会遇上大雨的甲骨，其内容堪称最早的“景象预报”：“中日至，昃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自旦至，食日，不雨。弜田，其遘，大雨。” 商代还可占卜预报未来10天的景象情形。这种10天的景象预报和验证记载，也是天下最早的记录。1973年7月《天下气候组织会报》的纪念文章《国际气候协作一百年》，曾引用董作宾研究过的甲骨文资料，全文是：“癸亥卜，贞旬。乙丑，夕雨，三夕。丁卯，明雨。戊辰，小采风雨。己巳，明启。壬申，大风自北。”
商代的礼法比夏代更严密，气候、历法属于“礼”中的事情。成汤任用起于庖厨奴隶的伊尹，以大巫的身份沟通天人和人神，他在节制礼制过程中十分重视气候问题。伊尹在商代开国之初便能用臼出水（臼出水是大雨的征兆）预报洪灾。正由于他有履历和懂得不雅观天方法，以是他哀求三公能做到“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季，节风雨……”。他把节制气候知识和具有与自然磨难作斗争的本领，列为举荐国家最高层官员的必要条件。
四、周代：宋国形成了气候科学思想体系
宋国历西周、春秋、战国期间，这期间生产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气候、天文、农业等科学技能的进步，成为推动中国气候史发展的主要篇章。宋国对天文、气候非常重视，建筑有国家天文台灵台（又称仪台）。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古迹》载：“灵台，在城东。梁惠王六年，取宋仪台。”宋国灵台为不雅观天的场所，以掌管不雅观测云气物候，察看祥瑞，占候磨难变异，也是宋国国君追求“天人合一”的一种实践。宋国设专职从事天文、气候事情的官员，宋景公期间的“司星官”子韦便是一位著名的阴阳家。其“荧惑守心”业绩见于《史记·宋微子世家》。
春秋期间宋国葵丘人（今民权县）计然精通天文、气候、地理、历数，他做了超长期气候预测，成为天下上最早的长期气候预报。《计倪子》记载越王勾践与计然发言的9个问题中，与气候有关部分如下：“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议确定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因此民相离也。故贤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防。”这里记述的旱涝规律，是计然提出的最早的景象规律剖析与超长期预报方法，这些方法已不同于神学的揆卜、占岁，而是建立在剖析行星运行规律与景象、年景关系的根本上的方法。
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是古代中华“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央，推动了宋国气候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墨子主见“非命”，反响了劳动人民通过生产斗争努力节制自己命运的信心。计然“顺阳道、尚阳道”，根据行星规律对付气候做了超长期预测。宋子以《黄帝内经》阐释传播中华医疗气候理论。庄子的天道不雅观是齐物，“风曲而上行如羊角然”是对龙卷风漏斗云的形象描述，他提出“天有无常六极”。惠子以“历物十事”与庄子论辩，提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等命题。孔子重“礼”，因而善于天文、气候，主见弟子们学习天文气候知识，“多识于鸟兽花木之名”。老子主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常引用一些自然、气候征象规律或医疗气候知识来阐明自己的不雅观点，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相合，降以甘露”等。
五、汉代：梁国推动景象学体系臻于完善
汉代梁国，都城睢阳（今睢阳区），这里的天文气候科技领先全国。西汉初期，梁国人壶遂倡导参与制订《太初历》。壶遂与公孙卿同任中大夫，见历法多谬误，联合太史令司马迁等上书建议重新制订新历：“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武帝支持了他们的见地，立即下诏，共同制议汉历。经由近七年的不雅观察和推算，壶遂终于制成新历。汉武帝立即颁行天下，利用新的历法，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把衣饰、旗帜等改为黄色，并赐名新历为《太初历》，升壶遂为上大夫。《太初历》以正月为年头，战胜了自秦以来以十月为年头所造成的混乱；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对农事的辅导和社会生活影响至今。壶遂等制订的《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全笔墨记载的历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该历法详刊于《汉书·律历志》。
汉代没有先秦那样的百家争鸣，但各家在著作中谈论气候问题的不少，个中以《易》学家的为多。在西汉，梁国人丁宽、田王孙、焦延寿对《易》学贡献极大，“均是西汉《易》学开宗立派的关键性人物”。丁宽授学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各成一家。在梁国，还有位自成一派的《易》学大师焦延寿，他与弟子京房以长于占候著称。焦延寿《焦氏易林》保存了当时的一些气候谚语，如“蚁封穴户，大雨将集”“冬无我冰，春阳不通”“早霜晚雪，侵害禾苗”。用蚂蚁做物象测天指标，民间一贯用到本日。“冬无我冰，春阳不通”，在本日已经演化成了“冬暖宜防春寒”。施、孟、梁丘、京之《易》学，皆根源于梁国。梁国《易》学代表了全体西汉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当时最前辈的天文气候理论与实践，形成了梁国的《易》学气候思想体系。《太初历》的制订和以梁国为中央的《易》学研究，推动了我国景象学体系臻于完善，也见证了气候科学从抽芽、形成、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进程。
气候科学与人类文明攸关而同步发展。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候史》、洪世年和陈文言编著的《中国气候史》对远古、夏商周、秦汉至明清，乃至当代气候科学的建立和发展，都进行了系统论述，尤其在气候科学起源方面，涉及了商丘诸多气候思想、实践和气象先贤，这为“商丘是中国气候文化主要起源地”这一命题供应了当代气候研究成果的理论依据。谢世俊著《中国古代气候史稿》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气候科学的产生发展，涉及商丘古代气候科学的成果更是丰富厚重，有力支撑了“商丘是中国气候文化主要起源地”这一论断。（作者：马学庆）（来源：商丘日报-）
